于北宋皇佑年间发生的侬智高战争，是公元一千年左右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中间地带地区紧张情势的爆发。本文分析侬智高在北宋帝国与安南李朝两大强权之间，运用广源州丰沛的资源与其父亲建立下来的地方性政权基础，在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面，不断进行独立建国的策略，并且在实质独立政权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东亚国际政治的认同。北宋与安南中间地区情势的紧张，由来已久。本文提出『利益总和的零界点』来说明北宋帝国对于统一领土的概念，进而说明两大强权之间型成了一个实质上独立的地方性政权，侬智高战争的爆发不仅仅牵涉到北宋帝国、安南李朝、侬智高之间三者的外交关系与策略，甚至牵涉到这三个政权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北宋帝国方面：重文轻武导致军心士气不振、纪律败坏；武将集团相互斗争、急于争功建立个人权力；北宋政治文化不信任武将导致守内虚外的一贯政策。

    侬智高无法有效的统整邻近各部落的地方势力，使得战争后期腹背受敌、无以为继，更加因为无法取得战马的来源，在决定性的最后一役，宣告败亡

    安南李朝是越南史上向外扩张领土最多的朝代，故安南李朝运用各种策略欲意将领土向北推移，虽然在侬智高战争中，安南李朝并未如愿，但却也种下了北宋帝国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对安南的战争

    狄青一直是这一场内政、外交、军事交战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击败了侬智高阻止了侬智高独立建国的梦想；但也因为胜利的毒酒，搅乱了宋仁宗欲意藉狄青整军图治，富国强兵的计划；狄青更加阻止了安南利用侬智高战争占据岭南的意图。

    从中国朝贡贸易体制来看，可以将亚洲分为几个区块[1]。就北宋王朝西南方与南方而言，以京畿路为北宋王朝的中央地区，向外扩张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地方政府区；再向外则是，位于长江上游的川蜀地区，长江中游的荆湖地区和位于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为北宋王朝的羁糜体制区；西南的大理，南方的越，为中国南方的主要藩属国。这样的区分法主要以中国政权的势力强弱远近，和与邻近地区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区分依据。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一元的，纵使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元的统治机构下。如果用区域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一块面积广大的土地上，每个地区都有着多采多姿的发展历程，并非位于帝国中心的黄淮流域地区每项发展都比较其它地区进步。因为自然环境和族群集团，将中国区分为好几个区域，以中国西南为讨论中心可区分为：川蜀各路[2]，荆湖南北路[3]，广南东西

    虽然长久统治在一个政权之下，但这三个地域的政治经济与中原王朝的却有不同的发展和互动，国内学者对于这区域已经有对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加以探讨过。宋朝国际局势与安南独立背景：

    长久以来，以亚洲国际中心的中原政权而言，北宋王朝面临了相当严峻的国际局势的考验，北有辽王朝，西北有西夏王朝，西南有大理，中南半岛有安南李朝，都是牵动着当时整个亚洲的国际局势变动。就军事力量而言，安南趁唐末中国动乱，渐渐独立于中国以外，加上北宋因为面临北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也承认其独立的地位。[2]对于安南这一块土地，中国王朝自秦汉设郡以来，一直认为是中国的版图[3]，故从安南独立于中国之外后，历代王朝都有意将安南再次纳入版图之内，当然其中除了政治因素也包含的经济其它方面的因素。

    江三十六洞各个姓氏的僚人首领仍持有“山僚古铜印”[1]。唐时“山僚国”所属诸部落介于岭南道邕管、安南都护府与南诏国之间。唐朝在这一区域设置了众多的羁縻州。这些羁縻州的首领常视敌对双方势力的消长情况及其本身的具体利益而决定向背，游离于唐与南诏二国之间。“安南土蛮”[2]，所指的是不堪安南经略使李琢盘剥的红河中上游林西原之地的僚人。至五代时，基于政治地缘关系及他们本身的具体利益，各部落的僚人首领或归属南汉或臣于大理，或首施两端双边讨封，如广源州首领侬民富，既接受南汉刘氏的任命，又接受大理国“坦绰”的官封[3]。入宋以后形成三个走向：一臣属于大理国，如宋前期的特磨道和白衣九道；二成为宋朝邕、钦二州及界外山僚区；三归于交趾。

    宋初丁部领、丁琏父子继“十二使居”称藩于交趾后，其领地仅局限唐代交、爱、演诸州境内。自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黎桓纂夺丁氏政权，宋太宗认为其不义，兴兵讨伐，无功而还后，宋朝历代皇帝心里便蒙上了阴影，唯恐引来“疆场生事”[4]。黎桓于是乘机攻占峰州，出兵征讨位于今越南河宣省中南部的都金、渭龙等州，向北占领今越南北太省、谅山省和广宁省的僚人区。不过，除了黎桓偶尔派遣水兵偷袭如洪镇(在今广西东兴市)，劫掠居民、牛畜和粮食外，宋与交趾未发生边界纠纷，因为二国间还存在着邕、钦二州“界外山僚”这样的缓冲带。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公蕴取代黎氏建立李朝，于七年(1014年)在芳林州(治今越南永富省越池)打败大理国军[5]后，除了向北向西北扩张，最终占领今越南永富省、河宣省及北太省等地僚人区外，并以其女嫁与甲峒首领甲承贵，封他为谅州知州，在宋邕、钦二州界外山僚中木契入橛子，用他作为马前卒，不断骚扰、蚕食、侵吞宋邕、钦二州溪峒及界外山僚之地[1]，挑起严重的边界争端，并进而觊觎广源州所属诸州峒，大有尽取宋邕、钦二州溪峒为其属土之势。侬存福所长的广源州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是侬智高形成走仕途之路以统摄诸部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广源州，即唐代的平源州。《新唐书》卷43下《羁縻州》载:“平原州，开成四年(843年)析都金州之平源馆置。”唐时我国西南以“馆”称名的，其它地都是在交通要道上，即后来通称的“驿站”，是专供传递文书的人、官员、行旅、客商落脚歇宿的处所。广源州在唐没设州以前称为“平原馆”，明白地告诉人们其位居于古代交通道上[2]。蛮俚降者二万八千户”。由此可知唐代从四川入贵州，走广西邕州属田州至交州，平源馆是途经之道。迄今广西德保县尚残有“于越古道”的石刻，即古代由田州(治今广西田东县西祥周)入德保县，经“平原馆”至交州一道的路标。“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交易绫、锦、罗、布而去”[3]这话虽出自宋人周去非之口，可是名香、犀、象自秦始皇以来就是中原人垂涎、畅销而能牟大利的名贵商品，绫、锦、罗、布等也是交州人日以仰给之物，所以宋时如此，唐代也当是如此。布可以是广西左右江所产，绫、罗、锦等却是川蜀的特产。唐中后期以后，四川经云南入交州之道已经被南诏隔绝，川蜀商人将绫、罗、锦等名产贩入交州以换取名香、犀角、象牙等名贵物品，舍“川蜀———田州———平原馆———交州”一道已无快捷方式可行。无疑，在唐朝的时候，广源州已是内地与交州间重要的贸易通道之一。商贾的往来，促进了该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源诸州峒地居偏僻也不形其偏僻。这就为侬智高自小能够接受较好的汉文化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入宋以后，周去非说:“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4]由溪峒首领们的豪富奢侈，可以概见当时左右江诸溪峒的盛产黄金。此中，尤以广源州为著名。据《越史略》卷2载，通瑞六年(宋宝元二年，1039年)春正月，李德政袭虏侬存福作人质后，其年五月，侬智高曾被迫献给交趾“生金一块，重一百十二两”。见斑见豹，由此可知其地产金数量之多。鉴于广源州“地产黄金，一两值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富产黄金，必有众多的淘金者。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等弃文从商，是个淘金者，“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5]。这说明其时的广源州，已成众多淘金者趋往之地。淘金者的蜂涌而来，进一步使广源州变闭塞为开通，大大促进了广源州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既使侬存福富甲诸峒，又使他父子日益觉悟到打破溪峒间壁垒，统一各部，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市场乃至民族统一的政治实体的紧迫；否则人各异向，峒自内耗，力量分流，交趾就可以利用宋王朝“恐疆场生事”的心态和屈志外交、割地求安的行为目的，不断楔入橛子，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将山僚各个群体全部吃掉。

    各族人民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广源州及沿边溪峒僚人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但是，自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征黎桓无功而返后，宋朝历代皇帝每每怀惧于南方战事又起，忍让交趾坐大，对其蚕食侵吞界外山僚乃至邕、钦二州溪峒不仅坐视不问，甚而拱手相送。景德三年(1006年)六月，广南西路缘海安抚使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图》。这本是关系边防大事，而宋真宗随手交给近身太监，不屑地说:“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举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谨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6]宋仁宗继位后，于天圣八年(1030年)底或九年(1031年)初同意广南西路转运使章频罢遣侬存福，将广源道划宋朝界外，并且严封隘路，阻断交通，禁绝广源道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宋王朝对广源道实行“不受其地”的措施，对沿边溪峒实行禁锢政策

    以广源道与内地经济、文化上的休戚关系，以广源道所属诸州峒长期隶属于南汉及宋朝的传统关系，以侬存福招纳的都是“中国及诸峒民”[1]，以侬智高所受的教育以及所交往的人群和层次(如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等)，侬存福、侬智高父子深切地知道广源州等僚人诸部要统一，要发展，离不开内地，特别是僚人诸部被交趾日侵月吞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天圣八年(1030年)以后，侬存福遭罢遣，一怒之下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2]，并“常寇交趾”[3]，试以自己的力量统一诸部，自图发展。从此，可以窥见他此时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目的。侬存福孤身奋斗，力量有限，不能园梦，成了早就在窥伺广源州的交趾的阶下囚。家园板荡，父仇不共戴天，侬智高对交趾之仇有增无已。不过。他自庆历元年(1041年)于傥犹州起兵反交趾失败后，即行韬晦之计，明里接受交趾“郡王”、“太保”等的封赠，称臣纳贡，暗里却在使劲，网罗人材，蓄积力量，以求报杀父之仇，雪失地之耻。邕州知州萧注说侬智高“朝于交趾，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4]，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侬智高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因“事觉，逃归”，所以在庆历八年(1048年)便在广源州再度树帜反抗交趾的入侵。此次反交趾，侬智高不仅吸取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而且有了黄玮、黄师宓等一批汉族高级知识分子为其谋主，与敌巧相周旋，所以交趾也莫能奈其何。广西经略使余靖说侬智高“走乔勇善用兵”，“交趾不能制，南方亡命多归之”[5]。所谓“南方亡命”，就是宋朝南方逃亡在外的国民。但是，侬存福毕竟已遭罢遣，怎样才能拨转宋仁宗之心，让他收回成命?侬智高吸取其父遭罢遣的教训，开始不敢贸然提出求附于宋，而是拟议通贸，藉以打破宋朝对广源州的“禁绝”政策。皇佑元年(1049年)十二月初五日，陈珙到邕州做知州，侬智高很高兴，以为新官上任会有新的认识、新的举措，马上致书陈珙，“乞于界首置榷场(集贸市场)，以通两界之货”[1]。谁知陈珙唯恐任内有事误了他的前程，因此他接到侬智高的求附信后，不上报也不答复。皇佑二年(1050年)，侬智高又派人奉表贡物，“乞补田州刺史”。这一次仍没见什么回馈。三年(1051年)初，萧固出任广西转运使。他派“遣邕州指使丌往刺候(侦察)。而擅发兵攻智高，为智高所执，因问中国虚实。颇为陈大略，说智高内属；乃遣使还，奉表请岁贡方物朝贡”[2]。二月，广西转运使萧固奏言”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争而畜也”。“愿赐一官以抚之，且使抗交趾“[3]。但宋帝国命令萧固以广西路转运司的名义答复侬智高：“广源州本隶交趾，若与其国同贡奉，即许!”[4]

    侬智高道:“今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自容，止有反耳!”皇佑四年(1052年)知制诰胡宿上《论征蛮》说:“今者，邕土蛮贼尽率反党远弃巢穴，屯于广州坚城之下”[5]。知成德军的宋祁上《蛮夷利害议》也说:“邕溪之蛮最脆弱者，今乃离去巢窟，略地千里，弄兵安行，无一能拒，虻飞蝇营，拿而不散，此官烂吏庸，招其所侵也!”[6]

    侬智高自皇佑四年(1052年)五月初攻下邕州后，即率军沿江而下，连破横州、贵州、浔州、龚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端州，二十二日进围广州，势如破竹。当侬智高攻邕州时，“城中人皆应之”进围广州，“亡命归之者万余人”[8]，同时广州附近。“十县人皆反”[1]，韶州[2]永通监的士兵也杀死知监邓骧以回应[3]。“向者，从智高东下皆广源州蛮及中国亡命者，不过数千人”

    皇佑四年(1052年)连连任命杨田文、曹修、孙沔、余靖、石全彬等“经制岭南贼盗事”均告无功，而九月侬智高又上书朝廷，提出“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的条件，于是宋仁宗决定答应侬智高提出的条件，“将受其降”[5]。

    九月，侬智高上书言降，宋仁宗准备授予他“邕、桂七州节度使”。但是，一者由于枢密院副使梁适的反对；二者由于庞籍建议由狄青帅军出征，史载狄青于庞籍推荐之后“上表请行”:“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兵数百骑，益以禁兵，羁贼至阙下!”[6]所以，他便一改其初衷，拒绝了侬智高的请降。皇佑四年(1052年)九月二十七日，宋仁宗以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经制广南贼盗事”，调鹿延[7]、环庆[8]、泾原[9]三路“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随狄青南征，趁冬季天凉“瘴未发时”、“疾驰”邕州”。同年十二月，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余靖奏言:“交趾今岁当入贡，属侬智高叛，道阻不通。累移文乞会兵讨贼，而朝廷久未报。观其要约，甚诚。令(今)许令助讨除，纵未尽灭其党，亦可使益相离贰。已于邕、钦州备万人粮以待之”[10]。宋仁宗在接到余靖的奏言后也不稍加考虑，马上令人下诏:“安南静海军给缗钱二万，令起兵。候贼平，更以三万缗赏之”[11]。当时，狄青正在行军途中，并未悉知其情其事。待他率军来到广西，知以削弱另一方为代价的。两者关系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责成”，即皇帝委治国重任于宰相，责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和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和行政权。在常态模式之下，相权的充分发挥，便是皇权的最好体现。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1]。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因为北宋重文轻武的策略可以从很多面向来探讨，但是本文拟从北宋的军队的几个层面来一窥北宋帝国的建军思想和实际所面对到的问题。北宋帝国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建立在上下关系模糊且对立紧张的历史背景

    北宋初期的政治，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四朝，其基本国策和中心思想，就是建立起皇帝极权专制的政治体系。这样的政治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后，中国突显出来的就是武将（节度使）专权，使的帝国中央的号令不能下达到地方，甚至常有地方的节度使不听中央的指挥，加以抗拒或是阴奉阳违，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帝国灭亡，仍然没有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问题，而五代十国时期更是唐末的延伸，只不过将名义上的皇帝共主拉下历史的舞台，明目张胆的在东亚的土地上恣意奔放，先不论割据政权与统一政权的优劣，但是五代十国的最大特征就是武将叛变，窜夺皇位（有点类似日本下克上时期的政治局势），而北宋的建国者赵匡胤亦是掌握兵权的大将，利用陈桥兵变而取得政权，故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势的北宋帝国，对于如何矫正武将专权的情况再次发生，初期的几位帝王无不戮力于建立起一个皇帝总揽一切权柄的专制体系。赵匡胤为矫治前代将帅拥兵自重、割据分裂之弊，即进行军制改革。采取兵权集中于皇帝，臣僚分揽军政，中央萃集精兵，更番戍守边城要地。抑制将权，以文治武，内外相制，守内虚外等改革措施，对强化中央集权，开创宋代基业，起了积极作用。宋太祖将首都建立在开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开封位于漕运的枢纽点上，可以将天下的经济物资透过漕运运送到首都，以资集结在首都、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庞大军队；为了要防止地方武将拥兵自重，进一步叛变，所以将天下精兵全集中到首都，直接接受皇帝的控管，但是这样一股庞大的军费，着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赵匡胤不得不选择在无险可守，却位于漕运点上的开封当作首都。当然首都要选择在哪

    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御史彭汝砺对神宗说：“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臣。

    里也成为北宋初期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早在宋太祖开宝九年，太祖曾提议迁都洛阳：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弊，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李怀忠为节度使，在太平兴国二年冬，此时但领富州团练使。三朝圣政录称节度使者，误也。晋王事据王禹偁建隆遗事，正史阙之。

    由这一段话可知，宋朝因为深惧军队的叛乱，所以将军队部属在帝国的中央和各交通要道上，而不是将军队囤守于国家边境上，这是北宋帝国开国的一大特点。接着，宋太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户四百余口内附。上因谓近臣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宋太宗讲这一段话之前，是因为并州上报说有戎人内附，按照道理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因为不仅仅表示政治良好所以愿意内附，可谓百夷顺服解除了边境的外患；更表示帝国又增添缴纳皇粮的收入。但是为什么宋太宗不说别的，却偏偏接着说内忧甚于外患呢？不奖励解除外患之功，却表示内忧才是首要任务呢？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计，难道还没解决宋代初期武将专权的局面吗？还是在宋代的每位皇帝心中浅藏着深怕武将叛变的忧患意识呢？我想宋代初期的几个皇帝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深怕大权旁落，所以总揽权柄就变成了北宋历任皇帝的首要任务，反而外敌的入侵对皇帝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分析北宋皇帝的心理可知，对于外患的入侵只要能够守住就好，不必像汉唐帝国一样击败外敌；就算北宋皇帝希望像唐帝国一样击败外敌，但是在击败外敌的同时也就制造了一个功高镇主而可能叛变的武将，这可不是步入唐代灭亡的后尘吗？这可不行，所以北宋皇帝绝对不允许有武将能够带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或是击败西夏，就算真的要打也要御驾亲征，因为如此一来皇帝深怕创造出一个无法控制的武将英雄。可知，北宋的统治思想是建立在上下关系模糊而且紧张的历史背景上，防止武将的叛变是首要任务，而外患，只可固守不得有寸土之功，就算要有寸土之功，也要皇帝在场才行。所以北宋皇帝认为只有镇压住国内的政治局势，防止军队叛乱，就可以守住大宋江山，对于开疆拓土则认为是其次要的[1]。

    欧阳修也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

    第二章：北宋帝国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策略—经济和册封。分析以上的论述，北宋帝国的羁縻政策目的在于控制边疆少数民族不要寇边，侵扰境内，于是在这样的目标下，北宋的羁縻政策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归纳，那就是经济和册封。经济方面：

    广开榷场，虽然建立南方少数民族的榷场和开边政策造成北宋帝国财政上的支出，可是如果这样的支出可以换来少数民族在边境上安分，不需要让朝廷里的武将集团有借口带军队出去打仗邀功，造成皇帝的极大隐忧，何尝不是一个办法。在经济方面有一项比较特殊的经济活动，北宋运用茶马贸易制度来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北宋与辽、夏分立对峙，战马来源十分贫乏，而西、北和战又是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始终大计，所以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马政，“岁于边郡市马”，在北、西各军州设买马场，“皆置务，遣官以主之”，成为定制；同时还有一种招马制度，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沿边长吏差牙校入蕃招买，给路券送到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价。仁宗时所定买马额高达29585匹。宋初并不是全部用茶叶来贸易马匹，例如四川救不行榷法，东南茶或官卖以实州县，或沿边入中粮草，用于易马的比例很小，而买马物资则以铜钱和布帛等为主，也就是说当时所施行的是铜钱、绢帛以及茶叶等物兼行的易马之法。但是，这种易马办法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用铜钱买马根本承提不起，而且钱币外流易导致钱荒；更重要的是“戎人得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钱荒和金属外流，将会造成帝国经济和军事上的极大威胁，）在经济上、军事上都会带来很大危害。用绢买马亦有入不敷出之患。这种买马办法不仅不能满足宋朝对战马的需求，也不能满足西北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因此调整政策，在互通有无、调济余缺的原则基础上重建易马制度便显得十分必要了。茶叶正适应这种形势要求，不仅来源充足，而且备受西北吐蕃等族的欢迎，颇可获利，宋初就有茶商“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只有垄断西北茶利，以其所需，换其所有，才能达到保证马源、抚制诸蕃的目的，于是茶马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茶马贸易制度的复杂性绝非一言可以概之，甚至有几篇专题论文深入的去探讨个朝代与各个地区的茶马贸易制度。但是在本文，我想从，北宋运用茶马贸易制度来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这一个层面来探讨。

    “市马分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

    前者主要是为了保障军事和边防需要；后者则主要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羁縻统治。

    从这一个层面来分析，可以归纳出几点茶马贸易的意义：作为中原汉族农业区与西北少数民族游牧区经济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茶马贸易在客观上符合蕃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世代相袭，存在了千年之久。在军事方面，茶马贸易使宋朝军队有了战马的来源，从而为加强宋朝的军事防务，在与辽、夏、金对峙的局面中得以保持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古代，“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充足的战马是获得军事胜利从而决定国之兴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宋代北、西方面始终面临着威胁，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北宋战马专仰熙河地区，每年一二万匹的战马补充进来，也是因为北宋仍然保有北方，所已有较充分的战码来源；可是反观南宋战马川、秦、广三边特别是川、秦地区，大约一万匹战马和羁縻马成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值的注意的事南宋的军马有部分是来在广西横山榷场的羁縻马，而羁縻马较为嬴弱，这也导致南宋的军事比北宋更加困难。也是因为透过贸易而宋代能取得军马，无怪乎贾大泉先生在《四川茶业史》中写道:“没有川茶同川、陕、甘、青等地少数民族进行的茶马贸易，也就没有宋朝的战马。没有战马，宋朝就在军事上丧失了同西夏、辽、金、元政权抗衡的力量。

    在政治方面，广西，云南，四川地区的羁縻马交易本来就是为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保持边境安宁，正如南宋袁杭所言:“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其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直几马也。[3]”宋朝在这里进行茶马交易，同时设羁縻州，封赏其首领，允许其朝贡，这些措施相互为用，从而使“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素效顺，捍卫边陲”。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南宋孝宗时黎州青唐羌因宋朝一度中断了茶马贸易，遂聚众扰边，以武力要求恢复互市。就连与北宋对峙的西夏，因元昊侵扰宋境，断绝经济交往，西夏人民得不到茶叶供给，激起不满，编成歌谣唱道:“食无茶，衣帛贵&#8943；&#8943；”[4]最终迫使元昊与宋议和，引进茶叶。因此，茶马贸易被明清两代统治者奉为“制西蕃以控北虏之上策”、“实我秦陇三边之长计”经济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力，也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因，如果吃得饱穿得暖，何必冒险去战争呢？也不必冒险侵犯中原帝国的领土，就其因就是因为生活经济的不足，如果经济是足以让少数民族不乱的话，北宋帝国当然愿意将钱大把大把的花下去，因为动用军队对北宋帝国的皇帝而言，是极为危险的一件事情，不仅仅要承担社会成本的付出，更要担心塑造出一个军事领袖英雄，反过来篡夺北宋的政权，或是造成地方割据的局面，所以北宋皇帝已经改变以往中国帝国的思考方向，更深的一层去了解为什么少数民族常常犯边或是叛服无常呢？究其因，就是吃不饱睡不暖，羡慕中国内地的优渥生活，南方少数民族的变乱性格通常志不在取代中原政权，而志在物资经济和割据一方，南方因为自然地形与气候的阻隔关系，而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政府组织，所以南方的少数民族的叛乱多志在割据的局面。这和汉民族的农民变乱想要推翻整个帝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也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反观北方民族，自然环境广大开阔，交通畅通，利于一个庞大的组织形成，加上北方式优良战马的来源，在军事上有极大的优势。而人种方面，北方民族因为气候关系，所以民风剽悍，人种也高壮强大。这些种种的条件与南方少数民族有相当大的差异。册封朝贡体系：在东亚包含东南亚这一个广大的区域，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贸易，文化各种角度来看，中国中原政权长久以来都是东亚的中心。而建立起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东亚政治体系，有赖于朝贡体系的确立。研究相关中国朝贡体系的论文相当的多，也些学者从政治结构体系来探讨，也些学者则从贸易经济的角度来分析。

    而日本历史学者在东亚统一的政治理论上有些争议。日本的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贵族制度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认为贵族制是推行皇权政治的中国王朝内部的存在方式问题，与此同时，志在统治世界的皇权政治必然要面临与周围民族发生关系的问题。内藤湖南是把这种关系当作分期的又一着眼点来对待的。他认为，古代是汉文化向胡地扩展的时代，当这一扩展促进了周边民族的觉醒时，就会形成一种向中国内部起作用的力量，而这种自内向外的扩展转变为反作用时，就形成了中世社会。不过，在转换方向时有一个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自后汉中期至西晋的两个多世纪。然后，才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而至于胡族色彩十分浓厚的隋唐时代。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设定出汉族的文明主义与胡族的朴素主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建立了以后者克服由前者造成的颓废的模式。谷川道雄叙述了胡族的部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改变性质并终于超越汉族社会的门阀主义而流入隋唐帝国的过程。吉川忠夫则指出，在这个时代曾发生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意识变化的情况。他们的视角虽各不相同，但都认为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已逐渐相对汉化了。

    历史研究会派的倾向是东亚论，而从史实与逻辑两个方面作为学说提出来的则是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所谓册封，就是中国王朝将官号、爵位赐封各国君主，使他们成为外臣。于是，通过周边诸国和中国王朝结成的君臣关系，出现了可以称为“东亚世界”的统一的政治世界。西嶋定生认为，册封关系起源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推广到整个东亚，以后一直存续到唐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内藤湖南等人的观点是所谓的华夷关系运动论，而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则是华夷关系秩序论。两说之间似乎不存在正面对立的关系，但是，它们在构思上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前者所谓华夷关系的逆转，是和秦汉的政治原理遭受挫折而改变其倾向相对应的现象。与此相反，后者则认为册封是古代爵制的延长，因而也就是秦汉政治体制的延续。

    在唐代，出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独特形式，即所谓的羁縻州体制。堀敏一认为，与前代的通婚政策和册封关系相比，这一方式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异民族的统治。他还认为，这已经不是前代以册封表示的君主与君主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系统的官僚体制。堀敏一是从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的侧面来观察施行羁縻州的州县制的。但是，从州刺史即族长这一羁縻州的特殊性质来考虑，反而倒可以把州刺史看作族长阶层自立的形式。京都学派虽然对羁縻州的体制没有提出积极的论点，但是，运用其观点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羁縻州体制是唐帝国与周边民族自立的调和的产物。这种调和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羁縻州体制垮台，而部分民族的自立性将因此扩张，并向着征服王朝的方向前进。

    在本文，我想從中國政治裡冊封行為的意義來分析中國與周邊民族的關係與政治結構。2bD*l#XT第一：中国政治体系内的册封。

    被册封者实质身处在在中国政治体系里，被册封者或是赋予政治上的权力，或是赋予荣誉的褒奖和肯定。

    第二：东亚国际外交策略的册封。

    册封，长期以来被中国以及东亚政治圈拿来作为一种外交的手段和策略，这样以册封拿来当作一个政治实体与另一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行为，并不仅仅限于中国与周边的国家，例如朝鲜，日本，韩国，越南，等等。而重要的是，甚至在中国境内一个割据政权与另一个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常常使用册封。例如孙权也曾接受魏的册封，但这并不影响其独立性质。而五代十国末期篡起的宋朝，因为占有大部的华北地区，成为当时政治实力是最强的一个割据政权，于是南唐李煜即位第一年起，就对宋廷奉表称臣，小心翼翼，丝毫不敢得罪。到了开宝四年，李煜看到宋军连灭数国，非常恐惧，主动上表自去国号，只称江南国主，请宋册封，但被拒绝。另一个例子是南宋的绍兴和议中规定由金帝册封宋主为皇帝。由上述分析，首先，册封并不一定会让被册封国失去了政治实体，册封只是在东亚国际上的一种外交行为，最主要的政治用意是在取得册封国在东亚国际上的肯定，进而希望藉由这样的政治上认可，取得独立政权的机会。最明显的就是李煜猜想宋朝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于是上表要求接受北宋的册封，希望藉由北宋对南唐的册封继续保持独立的状态。但是北宋却不愿意册封南唐，究其因就是北宋已经准备好要灭南唐了，如果在这一个关头册封南唐，肯定南唐的政治地位，那么将会出师无名，果不其然未几年，宋朝便灭了南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册封国并不一定是中国汉人政权，绍兴和议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谁是册封国，谁是被册封国，完全取决于谁掌握了最强的政治实力和军事武力，在绍兴和议中反而要南宋高宗接受金国的册封才能称帝，这让时光倒转到五代十国，当初南唐李景崩，由其子李煜要继位，但是李煜却先上表请求宋朝的首肯之后，才继任为南唐的皇帝，并且要向宋朝朝贡。两相对照，清楚的指出，现实政治实力才是决定谁是宗主国的最大要素。

    另外，册封官名也是牵涉到政治实力的大小。册封官位最大是在绍兴和议中，金册封南宋高宗为皇帝。而宋徽宗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即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等等，当然对其它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亦有册封相等的官名，所以对一个政治实体，如果宗主国无法兼并，则会采取册封为官的外交政策，名义上这一个政治实体是在大中国的架构下为官，但是这一个政治实体是独立的。

    由册封的角度来看侬智高与羁縻州，我认为北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是一种类似册封的外交行为。因为一个羁縻州的范围以一个部落的地盘大小而定，而羁縻州州长更由这一个部落的酋领担任，并且是世袭制，只是因为这些部落的政治实力不大，所以北宋只是让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作州长，这种任命部落首领为官的行为，和任命大理国为云南节度使，封日本为王等等是相同的，甚至羁縻州的首领也和日本的王一样绶有金印，所以我认为北宋政府和羁縻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个政治实体和另一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是北宋的内政问题，如果羁縻州是北宋所能管辖的地区，那么就不需要宋神宗以后开边的军事行动了，况且在宋神宗时代所谓的边疆是湖广地区，以两湖为主要的开拓重心，因此在北宋时期，广西的羁縻州根本不能算是北宋的政府组织架构里的一环，较恰当的说法是，羁縻州是东亚朝贡体系里外交政治的一环。一段史料记载广西羁縻州具有独立要素的政治组织实体[6]：忻城，宋庆历间置县，隶宜州．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洪武初，设流官知县，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后，瑶、僮狂悻，知县苏宽不任职．瑶老韦公泰等举莫保之孙诚敬为土官，宽为请于上官，具奏，得世袭知县．由是邑有二令，权不相统，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弘治间，总督邓廷瓒奏革流官，土人韦保为内官，阴主之，始独任土官．

    由这一段明史记载广西壮族的故宫—广西忻城土司衙署，我们可以知道在广西宜州这一块地方，是一个具有高度独立自治的地区，洪武初要将在这里的土官罢去兵权，并且籍没家产，派流官加以管理，但是到最后的演变，却变成邑有二令，权不相统，流官握空印，僦居府城而已，一叶知秋，其实广西莫氏家族的实力是远在中原王朝的帝国力量无法到达的地方，名义上一直是属于中国政权的郡县，但是政治结构上来看，其实实质上这一块地方是一个割据的政权。如果广西莫家从元末任八仙囤千户算起，历经元明清三代约550年，其间约有袭官17人，历二十三代。这样的一个世袭的地方首领，历经中原三个王朝而不灭，我认为可以将莫氏视为一个地方性的割据小王朝了。名带中国的统治力都无法贯彻到广西的最底层，更何况是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呢？

    如果把土司和帝国的关系拉到外交的层面来看，虽然名义上接受中国的册封（其实安南，大理，西夏，日本，韩国都是受到中国的册封的），所以册封名义上的政治统治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在这里具有实质的统治权力，并且册封和朝贡体体系一直是中国的外交策略，其它的正式实体亦欣然接受中国的册封得到国际外交上的认定，因为中国在东亚具有领导霸权的地位，类似现今的美国。所以我认为应将侬智高视为一个政治实体，而不应该只是一个少数民族或是农民的叛乱这么简单而已，而其册封的关系是外交关系，而不要用内政关系来看待。

    而在侬智高的军事行动中，亦有请求北宋帝国封他为邕、桂七州节度使，来掌管岭南这一区域，我认为侬智高这一动作并不是要求内附于北宋，相反的侬智高是想藉由北宋的正式册封来稳固他自己的政治基础，最主要就是要在东亚政治圈里被承认，进而独立的建立自己的政权。其实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屡见不鲜，安南在五代时国的时候趁机独立，到了宋朝，宋朝亿封安南的国王当靖海节度使，或是安南王等等中国的官名，但是实际上安南在独立之后，对内都已经自称皇帝了，也就是说经过中国的政治册封之后，独立割据的型态就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在东亚的政治圈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扮演着盟主的地位。也是如此，史书上有一段话记载：杨畋、曹修经制蛮事，既无功，改命孙沔及余靖等，上犹以为忧。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枢密副使梁适曰：「若尔，二广非朝廷有矣！」如果北宋答应了侬智高的请求，封他做统领岭南的节度使之后，那么割据的局面就更加确立，便会有二广非朝廷所有的忧虑，由此可知，中国所封的官并不是都在中国的体制里当官，更多时候是一种政治实体与政治实体之间的外交策略，因此我认为侬智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在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治实体组织，并不是单纯的想要归顺于北宋，大陆的历史学者大都论述认为侬智高是中国人，并且他是诚心诚意的想归顺北宋，只是北宋的皇帝昏庸而不识忠臣，关于这样的说法我持保留的态度。

    总归以上的论述，中国册封另一个政治实体为官，并不会影响其失去独立的主体性，甚至在东亚的朝贡体系下，册封成为在东亚政治圈里的外交策略，甚至成为国际政治地位的肯定，如果让东亚盟主的中国册封，那么就能够肯定这一个政治实体在东亚国际政治里的地位，因此基于东亚国际的政治局势，所有的边疆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的册封，但是并不是接受中国的统治。基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羁縻州郡也应该视为在东亚国际政治里的一环，因为中国在对待安南，日本，大理等国和中国对羁縻州的待遇几乎都是一样的，有官位，有金印，和中国无法直接统治等等，差别只在于羁縻州的政治实力太过渺小，经过长时间汉人的移民，慢慢的到了清末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所以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政治独立性，反观日本，越南等国，因为汉民族并无大量的移民到这些领土，再者这些国家的政治实力较强，因此演变到现在仍然维持其独立的主体性，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东亚，广西这一地区仍然是汉人少之又少的地区，故羁縻州是朝贡体系的外交而不是属于中国的内政。而侬智高的目的也是在建立起一个受到东亚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政权。

    第四章：瘴气对广西非汉民族的影响

    环境疾病是古今人类都必然面对的环境灾害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群体的身心健康，而且间接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深层系统。探讨历史时期环境疾病的演变规律，不仅能揭示疾病对区域社会发展影响及区域社会对疾病的反馈机制，而且能为环境疾病的防治和人口的优生优育提供历史依据[8]。中国古籍里所说的瘴病主要是指具有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恶性疟疾(Perniciousmalaria)。恶性疟疾多发生在北纬60-和南纬60-之间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在亚热带及热带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在温带则发生在夏秋季节。历史时期，由于气候和人地关系的变化，中国恶性疟疾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渐南移和日趋缩小的趋势[9]。江南多瘴疠，古已有载[10]。事实上，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贵州、四川等省均有瘴，只不过程度有轻重而已[11]。

    瘴病流行严重区

    云南与广西明清时期瘴病流行以云南最为严重，各府州均有瘴病流行的记载[12]。万历间数度由此征讨缅甸，均因“暑瘴退师”，“瘴作而还”[13]。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垣率大军由腾越征缅，尚未交战，副将军阿里衮染瘴而死，士卒染瘴病死大半，水陆军31000人仅存13000人，傅垣本人亦病，只得撤军[14]。西南的南甸司(今梁河境)、干岸、盏达司(今盈江境)、陇川司(今陇川境)、猛卯司(今瑞丽境)更是“无地无瘴”，九、十月间流行的“谷搓瘴”最为厉害[15]。明清时期，广西是瘴病严重区之一[16]。其严重程度，地区分布，仅次于云南。就流行地区而言，所辖各府均有瘴病发生[17]，清代左右江仍是“瘴疠熏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故成为主要的充军之所。直至近代，时人犹将左右江等地秋冬之所谓“黄茅瘴”[18]视为可怕的灾祸[19]。

    柳州、浔州、平乐府之间的大藤峡(亦名断藤峡)区，瘴疠极盛，号为不可久居之地。当地人称“大藤峡天险之窟也，密箐重岩，人不旋踵，三时瘴疠，不可久居”。弘治初，明廷曾调拨湖广官军万余人，驻守浔州、柳州、断藤峡等处，结果，“类多死于瘴疠，幸而生者往往逃窜，人情畏惧，如就死地”。明陈全之亦认为“浔州瘴气殊盛，惟东平南县近梧州者稍舒可”。在这一带任职的流官、巡检“多死瘴疠”，直至民国年间，疟疾仍是这一带最可怕的疾病之一。1936年，瑶族聚居的金秀区(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疟疾流行，造成大批人死去。

    其它地区的瘴病也较严重。流经桂林、平乐两府的府江，两岸居民均为瑶族，在上达阳朔，下达昭平的地带，号为“炎荒瘴疠区”。与桂林邻近的柳州府，“自古为迁谪之乡”，瘴疠严重。地理学家王士性任官柳州时，深有感受:“瘴毒中人，家人病者十九”。顺治末年，著名清官于成龙任职府属罗城县，时“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与广东接壤的梧州府，亦“多江山瘴疠之气”。由以上明清时期对瘴气的研究可知，广西在明清时期的瘴气已经是相当严重的疫区，而且经过考证的结果，伴随着汉民族的逐步南迁，瘴气的区域也日益缩小[20]。于是我们可以推知在更早的北宋时期，岭南（广南东西路）这一地区的瘴气一定是更加的严重。瘴气这样的疾病影响的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岭南的少数民族多不团结的文化倾向且权力割据局面9

    因为瘴气的关系导致于当地的居民（多为少数民族），大都住于山上躲避瘴气的感染，至于山底下的平原地带，除非是没有瘴气的短暂季节，或是有一说为日落以前，人才敢在山下的平原逗留，若非必要，大多赶快上山。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影响人文活动，使得岭南的少数民族无法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因为各个部落是分散于各个山头，因为瘴气和交通的阻隔导致部落与部落之间鲜少沟通和交流，也无法由一个强大的部落彻底的兼并其它部落，而形成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于是断断续续的部落与部落之间互相征伐产生，但是又因为地形与瘴气的影响，而无法决定该由谁来主导大范围地区的领袖，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大多有不团结与割据的文化倾向，也因为这一点我们不难了解侬智高失败的原因之一。第二：瘴气保护了五岭以南少数民族，抵抗中原政权的军队进入在北宋的史料里，关于岭南和交州的瘴气记载，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宋太宗平定南汉之后，派军队想要收复宣布独立的交州，但是史料上有一段话记载：$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谓「老师费财」，兵书曰「钝兵挫锐」。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臣尝读韩诗外传，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周公问之，曰：「本国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内附。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愿陛下念征戍之劳，思用度之广，爱人惜力，无屯兵以费财，修德服荒，无略内以勤远，亟诏执事，&#62561；其诛锄，又何必蕞尔蛮陬，劳于震怒，此大体之一也。

    由这一段史料记载，可以得知交州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功，并不是依靠着军队强大或是经济繁荣，而是有着可怕的武器—瘴气。根据疾病梯度的原理，中原政权的军队大都是长江以北的士兵，对于岭南甚至是交州酷暑难耐的气候，以及在北方不流行的传染病—痢疾（瘴气），大多没有抵抗力和免疫力，因此北宋军队要征伐交州首先要面对的便是瘴气疾病的杀害，甚至有时候还未看到敌人，就在越南北部丛林里被瘴气这一个无形的敌人所击倒。

    第三：瘴气使中原人士视岭南为畏途而成为流官之所史料中有一段记载，灵活的道出中原人士对岭南的看法：丙午，诏入广南官者毋得过两任。初，监察御史蒋堂言：「五岭，炎瘴之地，人所惮行，而比部员外郎江泽三任皆愿官广南，若非贪黩，何以至此？

    据说在通往岭南的官方通道上，有一泉水叫『贪泉』，凡是官员经过这一通往岭南的必经要道，喝了这贪泉，在岭南必定是强征夺敛，其实会往岭南为官往往是流官，而流官的心态推断应该是比较不平衡，加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又不太在意岭南这一行政区域，于是往往对人民巧取豪夺，若不征敛亦无心于政绩，这也是为何会导致侬智高起兵的原因之一。其实，无论瘴疟也好，蛊毒也好，都不是真正造成人们痛苦的主要方面。作为一种自然山水所造成的病毒，一是可以治理改造，二是本地人具有对本地水土的适应性，三是有药物可以防治和医治，所以真正危害人们的并不是瘴蛊[1]。这正如老虎吃人是凶猛的，然孔子所忧者，“苛政猛于虎也”；毒蛇伤人是凶残的，然柳宗元所痛者，“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对瘴蛊之患作如是观者亦大有人在，那就是北宋时的龙图阁大学士梅挚。梅挚于景间尝知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文章政事卓然有声。时官广南者，多惮岚瘴而不愿往，挚为作《五瘴说》，后朱颜镌石于桂林龙隐岩，标为《龙图梅公瘴说》。据《宋史&#8226；选举志五》:“川峡闽广阻远险恶，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8943；&#8943；太平兴国初，选人孟峦拟宾州录事参军，诣匦(使院)诉冤，坐流海岛，自是得远地者不敢辞。&#8943；&#8943；咸平间以新恩循梅四州(皆在两广)瘴地，选荆湖福建人注之。吏部诠拟官，悉标其过犯。自是凡注恶地，令不须书。又诏规避遐远，违期受代，勘鞫责罚，就移远地。”

    据此可知，梅挚之作《瘴说》，是配合了朝廷委官中的这种针对性和责罚措施的。但是，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为打破官员畏惮岚瘴而不愿仕宦广南的心理，而在于指出了政治上的“人之为瘴”更甚于山岚水瘴的道理。梅挚指出:“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弥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4]把封建官员施政行为与生活作风中的种种弊端归结为五瘴，不仅体现了他整饬吏治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现实。北宋统治者为了支撑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器，不能不广求财源加大对人民的盘剥。诚如南宋人章如愚说：“谷则有租，绢则有庸，酒则有榷，茶盐则有征，又有坊场之钱，楼店河渡之钱，前世所以取于民者，今尽行之矣。”

    因而，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正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梅挚首列租赋之瘴，正是这种现实的真实写照。梅挚还指出，五瘴之中，有一于此，则“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世之为官者却“不自知五瘴之过，止归咎于土瘴，岂不谬欤?”

    这就清楚地表明，官员施政行为中的暴昏与作风上的贪欲带给人们的是比山川之瘴更为酷烈，为害更为深重的祸患。至此，我们看到了反映在瘴疟上的文化历程。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它以危害人类身体、危害人们生活而进入社会文化，于是，人们认识它，探索它，区分出瘴毒的不同分类，瘴疟的不同形态，研制出治瘴的单方、偏方与处方，推动了中国民间医药的发展，有了各种文字的记载。由于瘴发之域多在南方荒远的岭海之间，长期以来是贬斥官员、投畀罪人之所，因而，瘴不可避免地进入迁客骚人、文人学士的仕宦与贬斥生活中，成为他们表达愤懑情怀的载体，而被广泛联系，诉诸吟咏。在历代战争中，瘴以其为害之深广，往往成为用兵难以克服的障碍；又以其地方适应性而成为农民起义队伍保护自己、战胜官兵征剿的有力武器。为了御瘴，人们由此而发展了养生术，形成了嗜食槟榔的习俗，此俗延伸而进入社交和民俗生活，成为岭海一带社交礼仪、嫁娶婚俗中的必备形式。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更从瘴之为害的事实中，提炼出更为深刻的政治认识，把统治者的人为之瘴，看作是比山林之瘴更为残酷的“避之犹未能”的祸患，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时代发展至今日，瘴之为害已成为历史，无论是粤闽川滇，还是贵州海南，山林之瘴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瘴疟之疾也有了科学的医药进行预防诊治。过去的瘴疠不毛之地，如今成了风景优美、令人神往的旅游之地。过去所谓地僻海隅、荒远险恶，如今是占得春先、花开独异。然而我们在回顾瘴毒千年历史之时，是否也该有所反思、有所启发呢我们是否也该警惕和遏制新的“仕瘴之患”呢

    第四：瘴气使得中原政权的统治力量无法有效的到达岭南地方，而成为为数众多的羁縻州县

    戊申，诏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方今瘴起，戍兵在边者，权徙善地以处之。甲寅，上谓辅臣曰：「蛮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雾，其令医官院定方和药，遣使给之。」[8]!

    此地僻远瘴重，流官畏瘴久不屡其地，诸酋不袭而自冠带。

    北宋中央政权对于岭南少数民族的叛乱，感到相当头疼，因为军队往往死于瘴气，尤其瘴气有流行季节性，于是到了瘴气流行的季节，北宋军队不得不暂且休兵，所以北宋军队要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弭平往往是相当不容易且旷日废时，于是北宋希望用和平的羁縻政策控制住少数民族，而产生了许多的羁縻州县。

    综观以上对于瘴气的分析，可知瘴气的确影响了岭南的人文结构，举凡战争，部落组织，分裂民族文化性格，到经济的开发等等，无不受到瘴气的影响。第五章：侬智高事件分析与结论时间的转轮不停向前，人类的生活也不断改变。人类所有活动根源于人性，就像最近有一句广告词：『科技始终于人性』。人性是相当复杂的，我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想要过着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于是朝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来做改变。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欲望，想要温饱的欲望，想要生存下去的欲望，想要心灵安详的欲望，想要身体享受的欲望，想要权力的欲望，想要精神提升的欲望。人性的欲望没有对错，也没有是非，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认定什么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权力运用自己所能运用的手段来努力追求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华人世界所讲究的中庸之道，正是在每一个人彼此之间，欲望与欲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因为每个人一直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如影随形，当欲望满足的时刻也就是不满足的开始。生产方式的改变，交通运输的改变，医疗卫生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文化知识的改变，政府组织的改变，政治政策的改变，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改变，都是人类在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做的改变。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不是在叙述是非善恶对错，而是记录人类为了追求欲望的过程与痕迹，也记录下人类在追求欲望的成功与失败。人的生命有限，无法每一个人都从头开始去尝试任何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历史的价值在传承与传递前人尝试过的经验，让后人能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追求更好人生的方法与路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所要面对的生存问题，可是该如何解决时代的生存需求，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来解决呢？于是中国的非统一时代是人民选择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法，每一个地方政权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有一个政权能够解决当时代的生存问题，则中国就会进入强盛时期。秦汉帝国解决了春秋战国诸侯林立，战争不断的生存问题。隋唐帝国解决魏晋南北朝民族对立的问题，也解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经济上落差与互通的问题，而北宋则是解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动乱不安的生存问题。这些政权的崛起绝对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之间权力的斗争，而是时代的需求，时代对于生存下去的机会与意义的需求。?p5

    北宋是一个对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反思年代，走在北宋前面的汉唐帝国，一直是北宋以史为鉴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北宋帝国的政治钟摆效应。为了避免重蹈汉唐帝国衰败的覆辙，所以有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而为了重建汉唐帝国往日的光辉，于是有进行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新党。这两股势力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代表着北宋帝国正处在面对新世界新问题的关键点上，产生了两种对帝国的未来不同发展方向的趋势。北宋前面三个皇帝，鉴于避免唐末灭亡的危机，于是定下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在稳定中求发展。到了宋神宗时代，则是对过去六七十年的政策再做一个反思和调整，于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媲美汉唐帝国光辉的北宋王朝，于是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开疆拓土，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但是神宗的末年，又兴起了反动的趋势，渐渐的又趋于保守，于是北宋帝国就在汉唐帝国的光辉与毁灭之间摆荡，汉唐帝国光辉的历史对北宋帝国来说，就像一杯醇美但易醉的葡萄酒，想一饮而尽，却害怕不省人事，想细细品尝，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就在大口与小口之间喝着属于北宋帝国的美酒。

    最大利益总和的权变策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当中，中国的统一概念的发展和型成其实是很明确但也很模糊。明确的是，经过周天子分封天下形成诸侯林立，到春秋战国的互相征伐，这一段征伐的历史教训，让中国人体认到只有在一个政权之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达到资源共享目的。其实进行统一的军事行动背后最大的动机就是资源的不平衡，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无不为了抢夺资源而发起战争，是想如果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都能富足安逸，那么何必轻起战端惹得生灵涂炭呢？这并紧紧只是历史台面上的几个政治人物个人的喜恶，更重要的是背后所代表当时代，当地人民的一种思想和感受。中国第一次成功的统一军事行动完成在秦始皇的手中，耐人寻味的是在秦灭六国之后引起了一段争议，究竟统一的天下该不该如周朝一般分封诸侯呢？这样的争议甚至引起一场政争。但是秦始皇确认为前车之鉴不远，怎可重蹈覆辙，难道还要在几年之后再一次春秋战国的战争吗？秦朝的统一是历史的反省，对周朝分封诸侯而导致征伐不断的一种反思，战争的确让人民流离失所，战争的确使人民生灵涂炭，广大的人民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对于贵族的优渥其实是不敢奢望，但是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被危及的时候，为何而战？这样的思考渐渐的在中国人的心里萌芽，秦朝的统一不是偶然，只是历史的经验与反省带着秦朝统一了中国。秦朝与汉朝初期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武』。止戈为武，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战争而发动战争』。虽然秦朝灭亡的很快，灭亡的原因是多面向的，但是继续的汉朝却仍然执行着秦朝所遗留下来未完成的统一工作，例如修筑长城对抗匈奴，统一文字独尊儒术，郡县制，严刑峻法，黄老治术等等，无不与秦朝的政策相谋合，只是统治集团更替而已，大的方向却没有改变。因为这是整的时代思想的潮流方向。战争的最简化就是抢夺，所要抢夺就是生存下去的资源与条件。楚汉相争时，画鸿沟为楚河汉界，但是刘邦为何迫不及待的弃约追击项羽呢？因为鸿沟以东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物阜民丰的关东足以让项羽自立，但是政治中心的关中其经济力并不足以供给太多的人口，关中仰赖关东粮食供给已是明显的共生发展，所以刘邦不得不毁约袭击项羽，为的就是取得关东这一块粮食供应地。所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

    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离得越远，统一的趋势就越加明确。相对的，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近，分裂独立的可能性越高。隋唐帝国以前，华北的经济生产力仍然是高于其它地方，于是南北的统一并没有那么的迫切，只要华北的统一就足够了，因为战争是要付出相当多的代价，如果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大于统一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那么又何需战争呢？但是隋唐帝国以后，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到江南地区了，经济中心的南迁，导致拥有政治中心的政权迫不及待的要统一江南地区，因为没有了江南经济中心的供给，华北的政治中心将无以为继，在这样的压力下，使得中国对于南北的统一有着迫切性和必须性。当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小于统一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那么战争将无可避免。所以中国明确的统一概念，为的就是追求所有利益总和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中国统一概念模糊的地方却是，究竟该征服多少地方才叫做统一？例如韩国，韩国是不是中国统一大业里的一部份呢？如果不是，为什么隋炀帝，唐太宗，等历代君王都有征伐之举？又例如越南，如果越南不是中国统一的部分，那么为什么宋太宗，宋神宗，等各代君王要征伐越南呢？但是如果韩国与越南是中国统一的一部份，是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为什么历代中国政权会轻易放弃统一韩国与越南呢？我认为中国统一概念的明确与模糊是互为表里。因为利益总和的零界点就是中国统一疆域的界线。

    在中国的观念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也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包括韩国与越南，中国长久认为除了长城以北的区域之外，其它都是属于政权所能支配的合法领土，甚至当游牧民族衰弱时期，中国亦理所当然的认为整个东亚都是在自己的支配下，于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形成了所谓东亚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究竟朝贡体系是中国固有的内政问题还是东亚的外交关系呢？其实这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中国一直到清末并没有所谓外交机构，而是理蕃院，『蕃』有多重的意义，具有非汉族意义的『番』，也有『藩镇』的意思。藩镇在唐代本是为了巩固中央，保护王权，但是却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因此藩的意思有屏障、保卫。如：「屏藩」、「藩卫」。在古代称诸侯王的封国、属地为藩属、藩国。古代分封宗室保护天子称为藩国，而唐代分绶军权，节制一方保护中央王权称为藩镇，由以上可以得知『藩』具有内政上的意义，是属于中央王权分封出去的领地，其最高的统治者还是属于中国的天子。一言以蔽之，天下所有的领土都是属于中国天子的合法领土，于是中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治理，这是内政，那来的外交呢？

    因此在这样的认知底下，韩国，越南，日本这些国家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是中国政权依照至高无上的天子权力，分封这些国家的首领代替中国镇守边疆，因此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是属于中国的藩镇，名义上亦是任职于中国的官职.

    五代第十一国北宋所面临到的外交问题，是中国十世纪之前所不曾面临的棘手问题，西夏和辽一直是北宋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唐代天可汗体系到北宋承认国与国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之间相隔不到五世纪，但是却有着和隋唐决然不同的自我认同，外交态度，国际政策甚至于文化思想。北宋是否积弱不振，我想这一个答案是值得一再商榷的，强与弱之间是相对性的，北宋所面临的敌人并不是像汉唐帝国所面临的匈奴和突厥，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夏，辽，和金在某种相当程度上已经是农业社会帝国，不是像匈奴或是突厥是一个游牧社会，所以北宋所面对的敌人是较汉唐帝国的敌人还来得强盛，而北宋可以相抗衡将近两个世纪，严格说起来国力和武力与汉唐帝国相去不远，只不过是对手实力不同罢了。

    生活在公元两千年左右的我们，常常拿现在的观点和看法，来叙述和解释生活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的想法，这样是不恰当的。例如越南的独立，现代的史学家都一致的认为越南是在中国五代十国的时期正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独立建国，但是我却认为在公元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概念瑞安南是五代十国的延续，安南也和其它唐末各地节度使一样是中国的割据政权，越南的实际独立应该是在近代摆脱法国殖民地统治之后，进行一连串的去中国化与去法国化的独立运动，才实际的让中国政权正式认为，也正视越南已经脱离中国控制的事实。但是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北宋帝国认知里，安南仍然属于中国的一部份，也就是说安南与五代十国的各地割据政权是一样性质的，所以如果依照北宋帝国的观点，五代十国应该改成五代十一国，多出来的一国正是安南。北宋结束位于岭南的南汉帝国政权之后，宋太宗便挥军南下想要灭掉位于越南的安南帝国政权，只是从北宋帝国之后，中国政权一直无法有效的征服以及控制越北这一区域，这是因为岭南与越北边境形成了中国统一概念里面的利益总和零界点，越过了这一个零界点中国政权的利益呈现负值，于是宋太宗，宋神宗，等皇帝都有对安南进行所谓统一大业的军事行动，其结果要不是铩羽而归，就是放弃已经征服的领土，由北宋已降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可知，中国政权一直不认为越南已经脱离中国的控制而独立，越南只是短暂的割据分裂政权，因此无时无刻的想要完成统一大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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