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平只记得那天夜里风很大，前几天又刚好下了一场雨。半夜大概两点半的时候，“轰隆”一声，左邻右舍的睡眼几乎同时睁开了。临着胡同的人眯封着眼，拨开窗帘。贺老七家朝南的半面墙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砖乱瓦，砖头砸起来的浮土还在半空飘着。贺老七的老婆和两个胖闺女边尖叫，边急急火火地往腿上套裤子，一片混乱过后，贺老七只穿了个裤衩，一个人站在半面墙的废墟上几哩呱啦地骂娘。
　　林安平睡得很熟，半夜里发生的事他一概不知。早上他被一阵阵的吵吵声弄醒了：“哈哈……七爷，你这是干什么呀，看来最近是发了，大半夜的就想起楼呀。”有人立即反驳：“什么呀，人家七爷那叫给内政提高透明度……”闲杂人等越聚越多，声音分贝越来越高，贺老七一下子成为了胡同的焦点，感觉也顿时好了许多：“哎，都不对，昨个我在郊区买了个大‘别野’。这老房的旧砖头，一会我派辆大奔拉他妈市政府去。”众人哈哈大笑。
　　这是向阳街万年胡同的一个普通的早上，这种吵吵声不是因为贺老七的房子倒塌才出现，而是有历史的。1966年有人坐在躺椅上跟人炫耀自己家的八仙桌子，最后死在了批斗会上。1976年有人在胡同口偶尔跟人提起华国锋张得像老太太，结果蹲了半年的局子。1986年有个有闺女的人聊天时说想生个小子，惹得街道的红箍老太太跟他谈了一个礼拜的心，白白搭上了二十多斤茶水。
　　但挫折是阻挡不了人们交流的欲望的。贺老七的半面墙就摊在小巷当中，已经把两米半宽的向阳街拦腰阻断。向阳街一直叫作马棚街，因为解放前街口有一个大牲口棚。但自打林安平的爷爷记事那天起，牲口棚里就都是牛，从来没有过马。1949年解放军攻城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街口，马棚从此消失。1950年马棚街经地区委员会批准，正式更名为向阳街。林安平的爷爷就爱跟小辈们叨咕两件事：一是斯大林去世时包括他在内的满大街的人都戴白花；二就是向阳街更名那天，安在街口的名牌是他亲自登着梯子钉上去的。
　　向阳街万年胡同属于老城里的核心地带。旧时城市的居住密集区，老时年间也曾有过它的繁华。说繁华其实也只是对世俗民生的极乐关的看法。旧社会的平民居住区，住的都是辛苦赚钱而又无奸不商的小买卖人；干苦力的；以及好欺良弱时不时犯几个案子的被称为混混的地痞。
　　向阳街之所以叫向阳街足证明这个勉为其难套上“街”这称呼的事物，想当初还是比较宽的。红色风暴席卷这里的同时，吃饭的嘴和住房的腿也承平方数增加。林安平爷爷辈的一共哥儿六个，他爸爸辈的一共三男三女也是六个。在这点上倒是没有蔑祖之嫌，但是逾渐窄小的院子远远解决不了这种困扰人的程度超于歌德巴赫猜想的中国四世同堂问题。
　　林安平住的小院里原来一共住着三家十八口人，林维忠一家三口，林维忠的老兄弟林维名一家三口，还有他老爹老娘，院子另外两角住着卢爷和赵爷两户。年初林维名为了有可能分上厂里的一套房子，举家搬到宿舍；卢爷的两个女儿出了嫁，走了三分之一的人，院子本应该爽了很多，然而一系列的困惑依旧维持着小院的现状，煤球、匹柴、自行车以及各种杂物的占地面积大大超过了人站脚的地方。林维忠看着自己小时候还能骑马打仗的院子，现在变成了转身都有些困难的夹道，不知是这世界变化快还是自己中年发福，只能深深地叹了口气：“唉！他妈哪跟哪呀！”
　　林安平丝毫没有觉察到夜里发生的稀罕事，前一天晚上他跟何建利一起到河边乘凉，一边蹲着一边喝啤酒。林安平、何建利是初中同学，俩人家也离得不远，一放假就时常在一块。“来瓶凉的？”何建利总要在兴致正高的时候这样用挑逗和试探的口气问向林安平。林安平并不喜欢喝啤酒，但每次看着何建利期待的脸，不愿扫了两人在一起的兴，在推说了一句后，便顺势妥协了。其实如果酒精不去刺激林安平的胃，他是很向往那种喝了酒后半迷糊的状态的。一是可以忘掉身边的闷热和烦心；二就是为了离勒歪斜地到了自己十平米的家后，倒头便可以睡着，不管身上要流多少汗，也不管躺在身边的老妈史霄兰还是躺在地上的老爹林维忠谁会打呼噜。
　　林安平眯着眼爬起来，使劲看看墙上的挂表，然后无可奈何地又横躺下去。史霄兰已经起来，林维忠也去上班了，此刻床是属于林安平一个人的，凉爽的上午是个睡觉的好时候，可林安平却偏偏又被窗外的一干人等吵醒了，他嘟囔着：“才七点多，哪这么多话，能不能小点声。”史霄兰端着刷好的尿桶从外面进来，说：“行了，我看你也睡不了了，起来吃点东西吧。吃块馒头冲点奶，或者自己上外面吃去也行。”
　　林安平坐在小板凳上听着外面的喧哗说：“妈，外面又怎么了，鸡一嘴鸭一嘴的？”
　　史霄兰说：“昨天夜里贺老七新盖的小房塌了，一早晨正从新垒呢。”
　　林安平说：“伤着人了？！”
　　史霄兰说：“没那么严重，就倒了半面墙。他那个破房垒的，纸糊的一样，砸不了人。”
　　林安平伸了个懒腰，想深吸一口气，一股难闻的味道窜进了他的呼吸器官，羴味，一下子把林安平呛了回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