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有许多诗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里要评的是影响“最大”的十首诗，而并不是最好的十首诗。因为要影响大，除了要写得好之外，还必须通俗易懂、易记。

    第一首，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提到思乡，诗仙的这首诗是所有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第一时间想起的。这首诗明白如话，读起来琅琅上口，表达的是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所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成了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它不追求想象的新颖奇特，也摒弃了辞藻的精工华美；它以清新朴素的笔触，抒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境是境，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百读不厌，耐人寻绎。无怪乎有人赞它是“妙绝古今”。

    第二首，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诗中亲切真淳地吟颂人类最伟大的情感——母爱。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以通俗形象的比喻，寄托赤子炽烈的情怀，对于春日般的母爱，被广为传颂.全诗无华丽的词藻，亦无巧琢雕饰，于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饱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情真意切，千百年来拨动多少读者的心弦，引起万千游子的共鸣。

    第三首，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的这首诗尤以第二句最为有名，影响最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激励了多少辈中国人奋发向前，人不死，奋斗不止。其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堪称绝唱。

    第四首，曹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连同这个典故，都广为中国人熟知。曹植运用了十分贴切、浅显生动的比喻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并因此逃过一劫。每当再出现兄弟相争时，中国人都会想起这首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五首，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这两句诗形象地提示了一个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望远，必须登高。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也激励着中国人昂扬向上。

    第六首，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此诗写游子思乡怀亲。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每逢佳节倍思亲”千百年来，成为游子思念的名言，打动多少游子离人之心。中国人所特有的佳节思亲就来源于此。

    第七首，《诗经》的第一首，《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是中国诗歌之始，其中不乏千古名句，尤以第一首广为人知。中国的爱情诗也有很多，其中不乏千古名句，但尤以《关雎》影响最大。每当男人见到美女，想上去追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成了最充分的理由。

    第八首，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女词人李清照这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起调高亢，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作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诗人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全诗仅二十个字，连用了三个典故，但无堆砌之弊，因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压倒须眉了。

    第九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此诗是送别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伟词自铸，传之千古，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第十首，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是写劳动的艰辛，劳动果实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叹和告诫免于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成为有血有肉、意蕴深远的格言。这首诗没有从具体人、事落笔，诗人选择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道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劳动果实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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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要想与之沟通，总要问“您贵姓？”“您尊姓大名？”我们国家举行重大会议，公布人事安排，凡有多人担任同样职务，或其他场合如书的编者、作者为多人时，排顺序往往是“以姓氏笔划为序”。那么什么是姓氏？姓、氏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名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看古书，、古典戏剧时往往会碰到同一个人在他的姓名之外，又有字、号的情况，有时还不止一个号，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称呼。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姓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是怎么来的？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

    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我们这里可以罗列几个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姓的数字。

    ①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儿童识字读物的《百家姓》（北宋钱塘无名氏编），共收入502个姓氏（其中单姓342个，复姓60个。开头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②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③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开头曰：“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亲自审定《御制百家姓》，（开头曰：“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⑤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⑦据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专家的估计，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气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编《当代百家姓》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目前，我国常用的姓约400个，按当时人口数算，前10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周熊金陆，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顾侯郎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张刘陈5姓就有3亿多人口。李8700万、王8000万、张800万、刘6000万、陈5000万。全国各城市的大姓情况也不一样，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所谓远古即有的纯正的“姓”相去太远了。那么另外那些也被称作姓的字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现代姓的主要组成部分“氏”，下面就来介绍“氏”。

    二、“氏”

    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从时间上来讲，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了，氏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通签-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就很能说明二者的关系。“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顾炎武也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赢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

    （2）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

    （3）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燕、韩、赵、魏、秦、鲁、蔡、郑、陈、宋、阮；司徒、司马、司空、乐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孙、伯子等，由于古代封爵职官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

    （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东方（伏羲住处）、西门、东门（鲁庄公子遂后代封住地）、东郭、南、百里、欧阳（越王勾践，被封在乌程欧阳亭）、陶、巫、卜、医等。

    （5）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庄、宣、平、成等。

    （6）其他（在姓中还有几种变种，突变情况）：

    A、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

    B、为避灾难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

    C、为避皇帝或圣人讳而改姓。如荀改孙，庄改严，丘改邱等。

    D、嫌原姓复杂、字多而改姓。如司马简姓司或马或冯，欧阳简姓欧。

    E、少数民族主动从汉姓。如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改用汉姓如陆、穆、贺、于等，皇族带头，由原来的姓拓跋改为姓元。

    F、另外，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爱新觉罗等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译音。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如爱新觉罗，改姓罗，金。从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

    另外，古代姓氏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①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那么男子称什么呢？1、贵者称氏；2、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医和、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是通称。

    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

    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

    ③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

    A、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赢。

    C、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

    三、名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

    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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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群雄人物

    张角墓

    位於河北省定州市子位镇七级村南端，在息冢以东偏南20公里。本有张氏三兄弟墓，现仅存张角墓一座。据传，该村为黄巾农民起义军领袖张角的故里。黄巾起义军失败後，张角兄弟被害，其尸体被当地农民偷回故里安葬，并用道统的丧葬习俗，祭祀七七四十九天，故称七祭。为避官方查究，隐“祭”为“汲”，後演变为七级。

    张角的墓穴已不存在，据张家後人介绍，这片老坟地原先大约7000平方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的炮楼曾修在高地上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将高地的土拉去一小部分。是张家後人据理力争才储存下来，几十年来周遭将坟地蚕食了不少，要不是有张家後人的保护，这片坟地早已成了宅基地。

    愍帝陵

    位於河南许昌县东１４公里张潘乡政府院内，东望张潘故城遗址，为东汉献帝衣冠冢。陵称“愍”而不称“献”是昭烈帝所谥。献帝禅位给魏王曹丕，丕称帝後，封献帝为山阳公（今河南修武县）。献帝死後，葬於封地。因曾居许二十五年，後人为表纪念而建陵，陵高１５米，面积１００００平方米，今仅存一长方形土台。

    伏皇后墓

    位於河南许昌县南１５公里的冢刘村东北隅，是为汉献帝的皇后伏寿之陵墓。墓高１０米，占地１７３０平方米，冢前有两小墓，为二皇子墓。伏皇后在汉献帝兴平二年（西元１５９年）被立为皇后，建安十九年（西元２１４年）怨恨曹诛董承，与父伏完密谋曹操，事情洩漏，曹将伏後禁闭冷宫逼其自缢，二皇子亦被鸩杀。伏後死後，曹操宣称其暴病而死，仍按皇后礼仪浓葬。

    董贵妃墓

    位於河南省许昌县内东北，系一土冢，有明显被盗掘痕迹。

    王允墓

    位於山西省祁县西北修善村西，墓长二十五米，宽二公丈以上，今已作为重点文物保护。

    华佗墓

    位於河南许昌城北１５公里苏桥村南石梁河西岸，墓高４米，占地３６０平方米。墓呈椭园形，前有清乾隆十七年(西元１７５２年)立石碑一通，楷书∶‘汉神医华公墓‘。墓地六角形，青砖花墙环绕，翠柏青松掩映，１９８５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河南分会在许昌召开‘华佗学术研讨会‘，镌立‘东汉杰出医学家华佗之墓‘石碑一通。

    １９９３年，华佗墓被许昌县民众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郑玄墓

    位於山东省高密市双羊镇後店村西，又称郑公墓。东汉建安五年(200年)春，袁绍命其子袁谭逼郑玄随军，行至今河北大名东病故。初葬剧东(今青州市郑母镇)。後因墓坏，归葬故里。原封土高6米，1993年为砌护墙。

    郑公祠始建於唐贞观年间，有通德门、享殿、配殿等，规模颇大。後几经毁坏倒塌，历代多次重修重建。建国後，於1987年重修，1993年修缮，筑院墙环绕。院内有祠堂3间，高8.1米，长9.6米，宽5.7米，砖石架构。从地面到祠宇门口筑有台阶，内有泥塑坐像。龕门上方横批为“海岱宗师”，左右楹联为“含海岱之纯异，体大雅之洪则”。祠东南有亭，内立1987年修缮郑公祠碑。祠前石碑两座，东边一座是金承安五年重修郑公祠碑，额头篆刻“大金重修郑公祠记”，记述郑康成简历及其功绩；西边一座是清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重修郑公祠碑。

    孔融墓

    位於山东省淄博市永流乡范家村东。墓高１２米，南北长１３米，东西长１８米。

    祢衡墓

    位於武汉市汉阳鹦鹉湖湖心岛上。祢衡死後，黄祖懊悔，用浓礼将其礼葬於洲上，祢衡曾作过《鹦鹉赋》，後人遂称其洲为鹦鹉洲，後原洲沈没，真墓不存（据《清一统志》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祢衡墓晨鹦鹉洲，今沦於江。”），光绪20年（1900年）於今鹦鹉洲重修祢衡墓，为石建，呈方形，立“汉处士祢衡墓”碑。可惜遭破坏，仅存墓碑。今湖心岛上墓为新建。

    刘表墓

    位於湖北省襄樊市东，资料不详。

    黄祖墓

    位於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沙河镇联盟村，有一古墓，碑刻“江夏黄祖之墓”。黄祖系东汉末年江夏太守，击鼓骂曹操的弥衡就被黄祖所杀。

    袁术墓

    位於安徽省长丰县公镇西南3公里处。孤堆回族乡蔡圩村阎家小集，有个袁氏孤堆，相传为三国时期的袁术墓。已被考古学家证实。

    袁绍墓

    位於邯郸市郊外沧县前高龙华村，资料不详。

    颜良墓

    位於河南省鹤壁市浚县，资料不详。

    文丑墓

    位於河南省禹州市，箕山余脉过蓝河是三峰山的西峰。西峰西南有寨子贾村。村南有文丑冢，村东有文丑庙，村北有兴国寺。

    鸿畅乡东南寨子贾，地处磨石山与西峰山之间。村南有文丑墓，为一硕大之土冢，村东头有文丑庙，仅有瓦房两间，碑亭一座。近年来，村舍扩建，庙房已圈至村内，内设村办面粉厂。村东有大坡，号称“白马坡”。传说为东汉末年关羽大战文丑处。文丑後裔在此筑寨定居，村名文家寨。地处两岗之间洼地，聚落东西长，不规划，面积0.21平方公里，有南北街与东西街巷相通，布局疏散。明朝末年，文姓式微。贾姓从郏县贾楼迁来多户，村名易称寨子贾。

    村民反映，文丑冢十分高硕，文丑庙也很灵验。民国18年夏季，霪雨连绵，山洪爆发，洪水骤至，村寨被湮。村民都跑到文丑冢上去避水，可知文丑冢形体之高硕。民国14年4月，匪首魏国柱率众千余人，连陷坡街、鸿畅等寨。寨子贾的寨首梦见文丑向其警告。翌日寨首领众在寨上安好“榆木喷”(即大铁炮)，向北试射，不响，向西南试射，连响两发。谁知土匪正从西南向寨扑来，这两炮正好落在匪队之前。土匪见寨内早有准备，知不可攻，便向西退去。寨子贾得免於难。

    刘璋墓

    刘璋到公安後，曾出任过县令一类官职，但最後隐居到离公安县城(现南平镇)西25公里处的古堤。古堤现属公安县章庄铺镇指南村，在207国道2181公里处北侧。该地一脉青山，两涧溪水，曾是山青水秀鱼米之地。据当地百姓口口相传∶刘璋隐居此地後，改姓为陈，以农耕为生，後病死於此，其墓就葬於家後。刘璋死後，恢复刘姓，归葬时，置有双碑，一铜一石．石碑立於土墓之外，铜碑埋於墓内，石碑刻有刘璋封号及字名，铜碑内容不详。

    现下公安县章庄铺镇，有刘璋的後裔。他们仍沿袭刘璋隐居之俗，生为陈姓，死後恢复刘姓．所谓“生陈死刘”。刘璋後人曾在刘璋墓附近建庙祭祀，庙前有一匾额，刻有道劲有力的四个大字“生陈死刘”，庙内有刘璋的木刻雕像。可惜的是，庙在解放後被毁，其墓在1958年大炼人骨肥时被挖。但其墓中的铜碑未见，石碑现已不知去向。

    张任墓

    位於四川省德阳县北外桅杆村，资料不详。

    马腾墓

    位於许昌县北１０公里的苏桥乡冢许村。占地半亩，冢高两丈余，数株翠柏环生其上。马腾，字寿成，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汉灵帝末年，边民叛乱，州郡招兵镇压，马腾应募从军，因战功累累迁为征西将军。汉献帝都许後，他接受曹操的绥抚，为保卫关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召入京师，封为卫尉。其子马超，辗转入蜀归顺刘备，被封为“五虎上将”，马腾及其家属因受到株连被杀，葬於石梁河畔。

    张燕墓

    位於河北省邢台市内邱县鹊山下的吴村

    张燕被东汉召降後，封为中郎将。死後，葬於鹊山下的吴村，《顺德府志》和《内邱县志》对张燕墓均有记载∶“张燕墓，在吴村西，俗称面台”。墓前有四尊石雕神兽(俗称四不象)。後经战乱，现下两尊收藏於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一尊收藏於法兰西巴黎吉米特博物馆。一尊被当地人藏於地下；战乱时军阀多次挖掘均没找到。1999年在搬迁十方村过程中，挖到这个稀世珍宝。内邱县民众政府将这座国宝，移到扁鹊庙内供游人览望，并作为镇庙之宝。

    韩玄墓

    位於湖南省长沙市城南学府坪的现长郡中学内运动场，墓前有“汉太守韩玄之墓”碑。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汪应铨《韩玄墓记》载；玄“威信智略，足以服人”，“宽浓爱人，玄与三郡俱降，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可谓知顺逆之理，有安全之德。”对韩玄评价甚高，似在为其正名。

    蔡邕墓

    位於河南禹州，箕山入禹境之第一峰为逍遥岭，其阴有汉中郎将蔡邕墓。岭上有摩崖石碑一通，上刻汉隶体字，字大二寸，为蔡邕亲书。此碑曾坠入河，现为白沙杨氏获之。

    蔡邕，东汉书法家，以隶书著称。架构严整，体法多变，长於碑记。熹平四年(175)，灵帝诏邕写六经文字，部分由邕书丹於石，立太学门外，曰石经。董卓当权时，任邕为左中郎将。卓被诛後，邕为王允所捕，死葬於此。其东为白沙镇，其北为白沙水库，湖光潋灩，景色一新，为旅游胜地。

    蔡文姬墓

    位於西安城东南蓝田县三里镇乡蔡王庄村西北约100米处。墓封土高约7米，林木葱郁。蔡文姬，名琰，东汉末年女诗人。博学有才，辨通音律，曾因战乱没於匈奴达12年。曹操思贤慕才，用金璧赎回。卒後葬此。蔡王庄村就是守墓人一代代繁衍生息而成为村庄的。1991年建立蔡文姬纪念馆，馆内陈列著蔡文姬所著《悲愤诗》和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及《後汉书》中的《董祀传》等。

    蜀汉

    刘备墓

    史称“惠陵”，位於成都市武侯祠内。陵墓占地2000平方米，封土高12米，有一道180米长的砖墙环护。陵前有“汉昭烈皇帝之陵”碑，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立。史载，刘备於223年4月病逝於白帝城後，运回成都安葬；墓中还葬有刘备的先後死去的甘、吴二位夫人。刘备墓现有匾“汉昭烈陵”“千秋凛然‘对联∶“一杯土尚巍然，向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鳞古道令人想汉代宫仪”。

    武侯墓

    位於勉县在定军山西北脚下。墓地320亩，林木荫翳，古柏参天。墓高5米，方圆60米，四周遭砌以八卦形花墙。墓前竖碑一块，上刻“诸葛亮武侯之墓”，墓後有“护墓双桂”，高达19米，胸围1米左右，树冠如盖，浓荫蔽冢，清雅宜人。每年清明前後，有一年一度之庙会。数以千计的游客，踏青瞻谒武侯墓，盛况空前。初建於西元234年，陵园现存建筑多为明、清两代修建。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墓区古建筑有四合院，房舍40余间，大殿神龕上有诸葛亮泥塑彩饰坐像一尊，手持羽戾，神态自若。两旁书僮像侍立，龕下两旁是关兴、张苞塑像。东厢房辟为历史文物陈列室；西厢房展示诸葛亮生平事迹。大殿院中有碑石20余块。大殿献殿悬有匾额，均系後代名人赞颂之词，如“汉代元勋”、“懦夫将後”；对联如“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武侯墓在大殿一，墓高6米，周长60米，青砖围砌.墓呈南北向，取义北顾中顾，南立蜀汉。墓後有古桂两株，高硕遮荫，人称“护墓双桂”。墓前碑亭竖一石碑∶“汉诸葛忠武侯之墓”，双桂之後有诸葛亮“寝宫”3间.陵园建筑古朴，松柏常青，十分幽静。

    庞统祠墓

    位於老陕路旁，距德阳仅15公里左右，祠墓为建安十九年(西元214年)庞统中流矢卒後，蜀汉昭烈帝刘备所建。墓基方圆10米，高4米多，由条石砌成圆形。祠三进四合布局，石木架构(石墙、石柱、石漫、石柱廊、石窗)，古朴敦浓、肃穆庄重。依次排列著山门、“龙凤”二师殿、“栖凤”殿、庞统陵墓。祠内存有庞统及诸葛亮雕塑像，历代匾联、碑刻、字画等大量珍贵文物史料。

    徐庶墓

    位於河南许昌县，资料不详。

    马良墓

    位於湖北省宜城市上大堰镇，系衣冠冢。真墓位於山东省淄博市永流乡永流村西北，墓高１７米，东西８０米，南北３２米，储存一般。

    关林

    关林，又称关帝冢，位於洛阳县城南7.5公里。关帝即关羽，是蜀国大将。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吴蜀争夺荆州，关羽在湖北当阳为吴军俘杀。吴国把守关口羽的首级送到洛阳，企图嫁祸於曹操，曹操却以王侯礼葬关羽首级於城南。

    初称“关冢”，明万历年间始在此建庙植柏，称“关夫子冢庙”。清初名“关帝陵庙”，康熙时称“关夫子冢庙”，道光时改称“关林”。清乾隆时加以扩建。今林园占地百亩，有翠柏800余株，殿宇廊庑一百五十余间，碑刻七十余方，石坊四座，大小石狮、铁狮子一百余个。这里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辟为洛阳县古代石刻艺术馆。

    关林的主要建筑均在中轴线上，依次为舞楼、大门、仪门、甬道、拜殿、大殿、二殿、三殿、石坊、八角亭，最後为关冢。

    大殿始建於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面阔七间，进深三间，高26米。庑殿顶，琉璃瓦覆盖，五脊横立，六兽扬威。正门上，有12幅明代浮雕木刻。说的是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等故事。

    二殿五开间，庑殿式，门上悬挂著‘光昭日月‘匾额，是清光绪帝御题。殿中塑关羽怒视东吴像，左侧站著手棒大印的关平、右侧站著手持大刀的周仓。二殿左右各建有一座硬山式的陪殿，左为张候殿，右为五虎殿。三殿硬山式，面阔五间，规模较小，内塑关羽夜读春秋像、关羽出行图和睡像，故又称寝殿。

    八角亭建於清康熙五年（1666年），构筑奇巧，别具一格。亭内有龟跌座石碑一通，高4.8米，碑头雕龙，额题‘勒封碑记‘四字。碑的正面书题‘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林‘，为历代帝王对关羽的最高封号。旧时帝王墓称陵，王侯墓称冢，百姓墓称坟，圣人墓称林。关羽被尊为‘武圣‘，故其墓称‘关林‘。

    关羽被过去历代王朝尊为‘武圣‘，是民间信仰者‘忠、勇、仁、义‘之楷模。关林古庙会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前往关林朝圣之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关陵

    位距当阳市城区3公里处，是埋葬蜀汉名将关羽尸骸的地方。东汉建安二十四年（西元219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吴兵所杀，孙权怕刘备报杀弟之仇，将关羽首级献与曹操，企图嫁祸於人，将其正身以侯礼葬於当阳城西北。关陵开始是座土冢。自隋唐以来，历代皇帝为关羽加封，使其成为武圣人，直至关帝，他的陵园随之扩大，形成宏伟规模。明嘉靖十五年（西元1536年），已成陵园建筑群，始名“关陵”，沿用至今。以後曾多次修缮，但仍保留著明代的建筑风格。

    现存陵墓封土高7米，周长70多米。墓门北向，有明代建的“汉室忠良”石牌坊。关陵建筑群以宫墙相连，全是红砖黄瓦，富丽堂皇。陵园中轴线上，由前而後依此排列著神道碑亭，华表，石坊，三圆门，马殿，拜殿，正殿，寝殿，陵墓。两侧分设八角亭，春秋阁，碑廊等。正殿为主体建筑，前檐悬“威震华夏”金匾。殿内供奉关羽父子和周仓的大型塑像，型式生动，威风凛凛，气概不凡。寝殿内有台湾同胞捐资铸塑的高3.6米，重800千克的关公铜像。寝殿後的墓冢，高7米，周长70米，石为垣，加上石雕栏杆，刻有“巨龙如海”等图案。墓前碑亭中，立有“汉寿亭侯墓”碑。整个陵园风景幽丽，古柏参天，远山近水，四季常新，加之三国故事脍炙人口，关公品德世人景仰，於是常有海内外旅游者结伴而来，拜谒凭吊。

    周仓墓

    在当阳县东南，麦城之西2公里，相传为蜀汉名将周仓安葬之地，墓在田中，略大於一般土冢，圆形条石砌墓。墓碑上刻∶“汉武烈候周将军讳仓之墓”。１９９８年协天庙信众捐资６０万元民众币对周仓墓进行加固，重建墓祠的台湾省宜兰礁溪协天庙主委吴朝煌先生，将对周仓将军重塑金身，以分灵仪式及安座大典告慰先圣之灵。

    鲍三娘墓

    在四川广元市昭化古城北5公里外，有一座中型土墓——鲍三娘墓(传为关索之妻)，南北长21米，东西长19米，顶高为4米，是被盗後的残墓，墓碑残存，字迹依稀可辨，为“汉将军索妻鲍夫人之墓”。

    张桓侯祠

    俗称张飞庙，坐北朝南。位於阆中市城西，与著名风景区锦屏山隔江相望。总建筑面积2500余平方米。三国时张飞受刘备派遣，率部镇守阆中，并任巴西太守。221年刘备攻吴，为关羽报仇，临发时张飞被部将张达、范疆所害，谥封桓侯，葬於阆中。张飞镇守阆中达7年之久，阆中民众慕其忠勇，立庙以祀之，始称桓侯庙。

    现存的张桓侯祠，是一组明清时期重建的四合庭院式建筑群，由山门、敌万楼、大殿、厢房、後殿、墓亭、墓和园林组成。

    山门，为明代重建，四架椽屋，分心造用三柱，檐下斗拱六铺作计心造。前有高2.5米石狮一对，龟跌双龙圭额碑两通，两侧各有9米长琉璃雕饰照壁，次间内各有战马、马夫两组著彩泥塑。

    敌万楼，明代建筑。系颂张飞力敌万人所建，重檐歇山式琉璃瓦屋顶，上檐斗拱为四铺作计心造，华拱两侧沿45出象鼻状假昂，下檐斗拱清代维修改动，叠垒繁复，内柱承接上檐，为四瓣梅花形断面柱。内有张飞部将子孙像四尊，高3米；石香炉一个，直径1.2米。左右各接木牌楼一座，各施斗拱，牌楼两侧前後壁各嵌唐以来各时期石碑六通。

    大殿，清重建，光绪九年间中治官率属及民众加以维修。面阔五间，歇山式屋顶，小式木架构建筑，殿中塑张飞文身及侍从像三尊，内陈列张飞丈八蛇矛，点钢鞭(原祠中遗物)、祭祀鼓、铁钟、铁香炉。左右两侧壁嵌张飞八分书碑及清重建大殿功德碑等。左厢房陈列历代文物，右厢房为张飞主要业绩组像。

    墓亭为重檐歇山式屋顶，内起一砖券，内塑3米高张飞武身坐像一尊，两侧有范疆、张达跪像，左右墙壁嵌有明、清石碑数通。亭後为张飞墓，墓为椭圆形，东西径22米，南北径32米，封土高出地面8米。墓上奇花异草与参天古木相辉映，寺姿异态，意趣横生。

    园林部分，为清代和逐年复修。主要有花园、梅园、桃园及休闲用房等。

    勉县马超墓

    位於陕西勉县城西老城乡马公祠村。坐北朝南，与武侯祠相距约1公里处。

    刘备称帝後，升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镇守阳平关(即现勉县老城)。西元222年病逝於勉县，并安葬在此。墓冢周长56米，高3米多。墓碑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所立，上刻隶书“汉征西将军马公超墓”。现存大殿3间，东厢5间，碑碣5通。殿门楣上悬“汉乡侯”匾。

    新都马超墓

    位於四川新都城南三里处桂林乡马超村，其墓宏大，前後基地三亩多，墓周栽植柏树，砌筑围墙，专人看守，春秋祭扫，严禁在墓内樵采、耕种、侵葬。墓前镌刻有∶“汉骠骑将军凉州牧马公墓”的石碑。从新都去泥巴沱响水前的道路旁，曾立有一高硕石碑上书∶“汉征西将军马公讳超之墓。”清宣统元年四川提督马维祺书写“英风常振”匾额挂於祭礼堂上。为纪念马超，历代政权都把这里的基层行政命名马超村。

    赵云墓

    赵云因曾在大邑戎兵防羌，故後主敕葬银屏山麓。赵云墓位於大邑县城东1公里的银屏山下。冢大如小丘，依山而建，气势雄伟泅周有石砌女墙，古柏森森。墓前有清幽雅静的木架构四合院建筑，正中竖有高2.5米、宽1米的墓碑，上刻“汉顺平侯赵云墓”七篆体大字，两侧刻有填金对联∶“赤胆永枯江原父老，忠魂犹壮蜀国山河。”匾文“永烈千秋”。

    在十年浩劫中庙及雕像、墓碑均招破坏。

    为宏扬民族文化，重现赵云雄姿，正定县在原道光年间遗址上重建赵云庙，并於1997年4月13日正式对游客开放。新建的赵云庙气势恢弘，占地12亩，总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采用仿明清古建筑架构，其格局分为一进院、二进院。主要建筑有庙门、四义殿、五虎殿、君臣殿和顺平侯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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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典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此典一出，即被视作为必胜信念的强烈表达。其后，每逢到了民族生存的危亡之际，此典便频频被提出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并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其实，这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除其代表了一种情绪化了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它先验而无比正确地预言了亡秦的真谛：即亡秦这一事业乃起于楚，又终成于楚。而仅就亡秦这一事实，这句名言还有着双重应验。首先，亡秦大业虽成于天下民众，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确实当首推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其次，亡秦的决定性战役就是在三户水（今河北临漳西）一带展开，楚将项羽率军战胜秦军主力，并接受其投降。从此，秦亡便成了不可逆转之势。以下即根据历史记载，考察这句名言的应验情况。

    一、

    有关推翻秦王朝统治的那场全国大起义，其史料主要记载于《史记》，尤其以《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田儋列传》等为最详尽。作为反秦的首倡者，陈胜的历史功绩在当时及后世均已被充分肯定。但其战斗精神及其坚定不移的反秦信念则未相应得到明确标识。

    众所周知，陈胜和他的九百同伴谪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遇雨失期，按秦法皆当斩，陈胜便会同吴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在这个事实的表象之下，掩藏着一个久被忽略的亡秦之志。以陈胜等人的处境，反秦并非唯一选择。类似情况下更通常的选择应该是逃亡。刘邦就是这样做的。[1]心怀不满分子黥布、彭越也是这样做的。[2]甚至在陈胜等人起义前夕，吴广也有意扬言逃亡以刺激随行的朝廷军吏、发动自己的同伴。[3]这些都表明了“逃亡”是当时的最为可取之策，但志在亡秦的陈胜从未做此想。在起义的酝酿阶段，陈胜就专注于“死国”之大计；起事之后，他更以“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4]的战斗宣言激励部众向统治者直接开战。这种战斗精神在陈胜部队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日后，陈胜的核心部队始终以一种前仆后继、必以灭秦而后快的气势不断对秦王朝施以打击。陈胜事迹，司马迁论之甚详，在此仅就其所部的灭秦决心、奋斗轨迹稍事勾勒。

    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时，部众仅数万人，较之于吞灭六国的秦而言，这点力量殊微不足道。但陈胜不待稍歇，即令吴广率诸将西向击秦。吴广受阻荥阳后，陈胜又令周文击秦，又令宋留击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周文部很快就击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深入关中腹地，直逼秦都咸阳。此时距陈胜起义于大泽乡不足三月。[5]不久，周文部在秦军的反扑下，败出函谷关。陈胜又命令其旧部、业已在赵称王的武臣发兵西击秦。[6]吴广部下田臧不满大军久留荥阳城下，便杀吴广，自任统帅，率精兵西进迎击新胜气盛的秦军主力，结果全军覆没。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陈胜亲自出战，兵败后为其亲近庄贾所杀。陈胜战死前后，周文的部队、宋留的部队均被秦军消灭，还有一些部众另立分出。这样一来，陈胜部队的主体就不复存在了。但未过多久，陈胜部下吕臣集结残部东山再起，杀了庄贾，收复了陈，重立“张楚”国号。[7]与此同时，远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陈胜旧部召平为继续亡秦事业，矫称陈胜之命，拜项梁为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击秦”。[8]嗣后，项梁及其所部就成了陈胜精神的继承者。

    陈胜部的诸多战略举措并非无可指责，但其不顾一切，唯攻秦是务的作战精神，则将其亡秦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向秦之统治中心攻击之外，陈胜部还以陈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以至于可以这样说：遍及全国的反秦烈焰，几乎都是陈胜播下的火种。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参与亡秦的各路诸侯就一目了然了。

    楚国，由项梁奠定，并始终以得陈胜之统自居。

    赵国，始由武臣为王，后由赵歇继立；武臣原为陈胜部将，略定赵地后，经部下张耳、陈余怂恿自立门户；武臣死后，张、陈收其旧部立赵歇为王。

    燕国，由韩广而立；韩广又是武臣旧将，原隶属陈胜当无疑问。

    魏国，始由魏咎而立，后由魏豹继立；魏地由陈胜部将周市克复，魏咎亦从陈胜处受封赴任；魏咎兵败身死后，其弟魏豹得楚之助继立为王。

    韩国，由项梁所立韩成为王，始终无立国之地，后由刘邦西进灭秦时将所克故韩地与之立国。

    诸侯中仅有齐国与张楚不相隶属（容作后叙）。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言“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相亡秦”之论确属的评。

    二

    陈胜死后，反秦战事急转直下。由章邯率领的秦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值此之际，楚人项梁奉了陈胜印信领兵渡淮，收编了陈婴、黥布、吕臣、刘邦等军。为了表明自己是陈胜的正统，项梁诛灭了号称楚王的秦嘉——景驹部，拥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当时楚国的势力较陈胜鼎盛时期大大不如，但在项梁统率下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作战。不久，便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大破秦军，挫败了秦军的嚣张气焰。由于出师以来一路势如破竹，项梁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军击败身死。楚怀王聚拢了项羽、刘邦、吕臣的部队，重新部署对秦作战。当时，秦军主帅章邯以为项梁既败，楚不足虑，便移师攻赵。于是，赵地钜鹿（今河北平乡）成了对秦作战的主战场。经项梁之败，楚之势力又大受削弱。尽管如此，楚怀王还是将倾国之兵驱向与秦决战的疆场：楚军主力由宋义率领赴赵驰援，另一路偏师由刘邦率领西向攻秦。就从这一举措上看，司马迁将陈胜事业落笔于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止，[9]是大有眼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项氏所立之楚，确实是陈胜精神与事业的法统所在。就是怀王心的这一决断，算是正式拉于了灭秦的序幕。

    本来项羽打算与刘邦一同西进灭秦，报秦杀其叔项梁之仇，但怀王不允。项羽被任命为宋义的副手，随军救赵。慑于秦军的威势，楚帅宋义将大军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一带停留了46天，避免与秦军接触。项羽杀了宋义，将楚军引向与秦决战之疆场。面对势头正盛的秦军，不仅各路援赵诸侯不敢贸然用兵，甚至赵国自身的外围部队如陈余、张敖等部也都按兵不动。唯有楚军在项羽的统率下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决定天下命运的搏杀。战斗中，楚军骁勇善战、一以当十，最终破秦于钜鹿之下，不仅胜了秦军，也使各路诸侯归心。从此，项羽作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挥师追击秦军，并不断取胜。最终，联军在三户水一带彻底摧垮了秦军的斗志，秦军主力向联军投降，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如果没有楚军的浴血奋战，如果没有项羽的果敢决绝、指挥有方，援赵胜利及亡秦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刘邦的西进也是楚意在亡秦之决心显现。《高祖本纪》载：“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这表明西进之举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冒进行为。在以援赵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刘邦所率部众也极其有限。为此，楚怀王授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这等于让刘邦自己设法解决兵源问题。刘邦面临的处境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其作战方式是且战且走。其情形与陈胜时期的周文部相类似，只是实力大大不如，面临之敌的警觉程度及战斗力又大过周文所遇。但这些困难都未能吓住刘邦及其部队，他们以楚军惯有的艰苦卓绝精神及亡秦决心一路西去。西进战事并不顺利，刘邦部打了一些胜仗，也遇到一些难克之敌及难攻之城，如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开封、洛阳几处战略要地均未攻取。在这种情况下西进，刘邦部等于深入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直到收降了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刘邦部的前景才光明起来，抵达秦之南大门武关时，秦军主力已投降了项羽。刘邦部经过一连串激战，相继攻破武关、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最后在蓝田击败秦国关内主力，兵临秦都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开城向刘邦军投降。至此，以陈胜发起的反秦大业功毕于刘、项。

    另外，刘邦出发西进时，楚怀王有令，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此令虽对楚军诸将而发，但其影响则是全国性的。据《高祖本纪》，秦之南阳守军就知道这个命令；赵之别将司马昂也欲渡河入关；番君别将梅鋗也引兵突到武关附近；这表明楚已初有号令天下之尊。这个威势虽然是陈胜早先奠定的，但楚灭秦的主导地位则无可怀疑。

    三

    按通行的说法，秦王朝灭亡于农民大起义，这固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同等重要的事实：即秦亡于楚。

    我以为，有必要区别单纯意义上的反抗与刻意的、专以亡秦为务的战略行为之间的不同。前者只是各地民众急于挣脱秦之束缚，从而导致恢复六国旧局的裂土分疆态势；后者才是秦所以亡的关键所在。有史为证，陈胜及其后继刘邦、项羽，也包括项梁及楚怀王心是亡秦的中坚，他们不仅承担了压倒多数的军事重担，同时也完成了全部的毁灭性打击。他们更以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战斗姿态有别于他们的军事政治盟友。

    我无意抹杀楚国以外的反秦武装的作用，但征之于史，又很难给他们过高的评价。如前所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基本上袭用了旧时六国的格局。其中赵、燕、魏三国由楚系分出，韩国则从未成气候。各自为王之后，他们便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对于给秦之心脏地区及其主力以打击方面显得漠不关心。如原为陈胜旧部的武臣，在陈胜承认其为赵王之后，对陈胜令其派兵西进的命令置若罔闻，只顾一味向北方扩张，并与从己部分化出去的燕国搞磨擦。武臣的这种行径应该视为陈胜速败的间接原因。楚以外的反秦战事又以赵为最，[补注一]那么各路诸侯在亡秦事业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如果考察一下反秦武装中非由楚系派生又不隶属楚军事指挥的齐国及彭越的事迹，则更能凸现楚国坚定不移的亡秦信念及所起作用。齐国的创始人田儋乘陈胜部将周市攻狄（今山东高青）之际，乘乱在狄自立为王，并立刻成为一割据势力，出兵击走周市部，这或许是反秦武装之间的第一次内讧。然后，田儋收复旧齐，不久便死于载之于史的唯一一次与其它反秦武装的军事合作——救魏。在此之前，另一支非陈胜系统的楚军秦嘉部约齐击秦时，为田儋拒绝。[10]田儋死后，其弟田荣执齐实权，齐人未经田荣许可立田假为王。田荣被秦军围困于东阿，项梁率楚军破秦于东阿下，救了田荣。但田荣并不与楚合兵追击溃退的秦军，反而回师齐地逐走田假等人。当项梁遣使促齐发兵击秦时，田荣居然提出让楚赵两国先诛逃难于彼的田假等人。在这种非理要求被拒绝后，田荣也拒绝出兵击秦。从此，齐国在反秦大业中便无所作为了。[11]日后随楚入关的田安之齐军很可能是为楚、赵收容的田假宗族。[补注二]与田荣无关；田荣部将田都也叛齐附楚，随之入秦。

    彭越的情况与田荣虽不甚类，但其在反秦战事中观望气象甚浓，当属作战不力之类。早在陈胜起义前，彭越就已落草为寇，过亡命生活。陈胜首倡的反秦风暴席卷天下达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彭越还不急于起事。对于部属的起事要求，他均以“稍待之”为辞，不予接纳。起兵之后，彭越也只是以扩张势力为意，并没有积极参与对秦决战行动。在刘邦西进过程中，[补注三]彭越曾在半途助过一臂之力。待刘邦更向西行，彭越便游离在一旁，未再有所作为。[12]齐国和彭越的事例或可反映出当时楚以外反秦武装的行为趋向，不难想见，他们在亡秦之事上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了。

    通观历史记载，则不难发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有一条相互相像的行为轨迹：由于某种机缘，他们有了一定的势力及地盘，随之便怠慢于原先从事的反秦大业，谋求划地为王；然后将全部或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小天下的经营之中。历史记载中反复出现的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讨价还价等与反秦大业甚不和谐的种种行径，皆源于此。比较起来，楚国武装的项羽、刘邦以及其前的陈胜部周文、宋留等人都有过极为类似的机会，可也都没有搞成个人的小天地。试以刘、项二人拆解，刘邦西进时收复了旧魏、旧韩的大片河山，军中人才济济，比起赵、燕、齐等国，其条件更胜一筹；项羽救赵之时，远离本土，又掌握了楚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救赵获胜后，其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如果刘、项要搞割据，也是极其方便的事。但他俩谁也没有这样做，仍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亡秦。这在割据欲望泛滥，短视行为横行的当时，刘项二人没有自行称尊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楚人特有的强烈的亡秦信念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这场天下云从的亡秦大业中，参与其事者也必然有出力大小之不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楚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要对为之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出应有评价的话，可以断言，不会有其它人能与陈、刘、项三人相并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谶言已不再是一个精辟的预见，它既是对这段历史的凝炼概括，也为后人准确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最简洁明白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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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少年时曾为地主牧牛。元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旱蝗灾害，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相继死去。为了糊口，朱元璋投皇觉寺出家当和尚。但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游食于皖西、豫东三年，历经磨难。此次外出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时值红巾军大起义爆发，红巾风暴席卷江淮平原。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就很轻易的取得了对整个军队的控制权。

    此后，朱元璋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扩充队伍，领兵南下。公元1355年被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授为左副元帅。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并被宋政权授为江南行省平章，又自称吴国公。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应天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363至1367年间，朱元璋先在鄱阳湖彻底击溃比自己势力强大的陈友谅，自称吴王。后又消灭浙江的张士诚，灭韩林儿，雄据长江中下游，奄有大江南北。派大将徐达、常遇春以主力北伐中原。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同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元顺帝赶回蒙古大漠，元朝灭亡。此后，明太祖朱元璋又用十几年的时间平定了全国。

    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在位期间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时增加了三倍之多。

    明太祖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末政治腐败、官贪吏残的情形。深恨贪官污吏蠢政害民。在建国之后，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当时法令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朱元璋称帝三十余年间，先后惩办了不少贪官污吏。仅在大明洪武九年（1376年），将有罪官吏发往明中都安微凤阳屯田者，即至万余人。在其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最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大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发，结果被追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地使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以来所未有。明太祖朱元璋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重惩贪吏，这对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朱明王朝世代永继，明太祖朱元璋空前加强中央集权。大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大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都察院监察百官，设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之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同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从而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困，称帝后的生活还是较为朴素、节检，不喜欢饮酒。江南行省的长官将陈友谅的一张镂金床送给他，他发怒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命人砸碎。他要求臣下写折子要文字简洁。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叫人念了6370字后还未听到具体的建议，全是空话，顿时大怒，叫人把茹太素叫来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他再叫人继续读下去，读到16500字以后才涉及本题，提出了五项建议，其中有四项他认为是可取的，便马上命令施行。同时指出这折子只要写500多字就够了，却写得这么冗长，但又承认自己厌听冗文而打了茹太素不对，并赞扬茹太素是忠臣。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前期不立太子造成多次宫廷政变的教训，在称吴王时，就立了长子朱标为世子，称帝后立为太子，聘用著名文人和朝廷重臣教导他。太子成年后，就让他处理政事，学习治国，还常常教训他要仁、明、勤、断，这样才能保住天下。但是，朱标却温文尔雅，俨然是个儒生。他生性忠厚，不赞同父亲杀功臣。每当朱元璋要杀功臣时，他总是要加以劝阻，要求父亲以仁慈为本，顾及亲戚情谊和兄弟友爱。为此父子经常发生争执。据说一次朱元璋要惩处太子的老师宋濂，朱标哭着求情。朱元璋发怒说等你做了皇帝赦他，皇太子听后惶恐不安，竟投水自杀而被左右救起。又有一次，朱标劝谏父亲。朱元璋不言语，第二天故意将一条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拿起来。朱标因为杖上有刺，不敢去拿，朱元璋说：“你是怕有刺而不敢拿，我把刺拔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朱标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上有仁君，下才有良民。朱元璋听后大怒，抓起一把椅子朝他扔了过去，吓得朱标逃入内室，从此惊吓成病，抑抑而终。

    由于整日忙于国政，朱元璋五十岁以后就感体力不支，心动过速，又常发高热，作怪梦，有时喜怒无常。太子一死。他又伤心过度，身体愈益衰弱，发须全变白了。他立朱标次子（朱标长子早亡），十六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又怕皇太孙驾驭不了重臣宿将，便再次诛杀功臣，将傅友德、冯胜等几位开国元勋借故杀了。他又怕儿子们与太孙争夺皇位，特地编了《皇明祖训》，要子孙们遵守宗法制，并规定谁更改祖制，就以奸臣论处，格杀匆论，希望以此使大家都服从小皇帝，保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心力交瘁，终于病倒。病势转危，便立遗诏说他称帝31年来“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写出了他辛劳的一生，也写出了他处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之中的心境。遗诏中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诸子各自镇守藩国，不必赴京奔丧，以防变乱。不久病崩于南京西宫。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病故。卒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大明嘉靖年间改谥开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于南京明孝陵。

    明惠宗

    明惠帝朱允炆（公元1377－？），明太祖朱元璋长孙，太祖病后继位，在位4年，京城被叔父朱棣攻破后不知所终。

    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孙，太子朱标次子。大明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长子朱标早逝）。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年号为建文。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驾御不住众臣。

    朱允炆即位之后，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一反明太祖的做法，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首先是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崇尚礼教。以致刑部的囚犯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其次是均免赋役。减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建文帝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对于佛道势力多占良田的情况加以限制。在朝廷内，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这也引起了不法宦官的怨恨，在日后靖难之役中或投靠燕王朱棣，或是做为内应。

    建文帝在官吏方面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革除冗员。在建文帝在位的四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可以说建文帝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他以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思想，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一阵清风。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

    正当建文帝行新政之际，大明王朝却祸起萧墙。原因是建文帝登基之后，见于各地藩王（即他的各位叔父）“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担心会造成西汉时的七国之乱，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蕃。但朱允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并没有先削实力最为强劲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藩王下手，先后废了周王朱肃、齐王朱福等五王为庶人，这样即引起了藩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当朱允炆决定向朱棣开刀时，却为时以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明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市），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公元1399年7月，朱棣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挥师南下，争夺帝位。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部署兵力，奋力平叛。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不过由于大将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尽管燕军气势汹汹，并曾攻下城邑，但却旋得旋失，所以鏖战三年，燕军仅据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战争出现僵持局面。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一些被建文帝处罚的不法宦官向朱棣透露了京师空虚的情报，并表示愿充当燕军内应，朱棣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队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南京，成为一国之君后，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于是朱棣改变以往攻城夺地的战略，率军直捣南京。大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燕军渡过长江，兵临城下。此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齐泰、黄子澄借募兵为由，离京奔广德、苏州。左都督徐增寿密谋私通朱棣作为内应，被朱允炆察知，亲手将他砍死。守卫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大将李景隆私自开门降燕，让燕军杀入城内。朱允炆闻报，流泪说道：“朕未曾薄待朱穗、李景隆等人，他们竟在紧要关头背叛于朕。”忠于建文帝的御史连楹假意投降朱棣，挨近马前行刺不成被朱棣所杀。朱允炆听说后叹道：“如此忠臣，朕却不重用，这是朕的过错，悔之不及，朕还不如一死以殉社稷吗。”说完拔刀就要自杀，被左右死命阻住，朱允炆无奈，又见警报迭传，下令纵火焚毁皇宫，朱棣杀入宫中，搜寻了三天，始终没有找到朱允炆。追问内侍，他们也不知朱允炆是死是活，只知他下令纵火后就不见了踪影。马皇后和大多数妃子、内侍都被烧死，内侍们怕朱棣不信，找了一具残骸说成是建文帝的尸骨。朱棣命人从灰烬拨出残骸，已是满身焦烂，四肢不全，分不清男女，只得下令以天子礼殓葬。

    此时朱棣的靖难之役宣告成功，自己也登上了帝位，年号永乐。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廿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作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有一种说法是；建文帝下令纵火后，自己与少数随从从地道中逃出，乘船潜往云南，削去头发，改换僧装，自号应文，浪迹天涯。

    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南明弘光年间追崇为惠宗让皇帝，后金乾隆年间，被追谥为恭闵惠皇帝，所以建文帝又史称明惠帝。

    明太宗——《永乐大帝》

    明成祖朱棣（公元1360－1424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母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攻败侄儿建文帝后称帝位，在位22年，亲征漠北返师途中病死，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今北京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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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了不起的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肇基了“永宣盛世”，正如旧史家所说：“高祖（朱元璋）成祖（朱棣）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因此朱棣也和其父朱元璋一样，是个值个肯定的人物。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藩于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公元1390年，朱棣出兵攻伐元朝残余势力乃儿不花而获得全胜，得到朱元璋的嘉奖，命其节制北部边境兵马，使朱棣的军事实力大大加强。并屡次统帅诸将出征，威名大振。到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一镇诸侯。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朱棣竭力反对，当建文帝的矛头直指自己时。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并援引《皇明祖训》中“有敢更改祖制者，以奸臣论处，”的条文，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待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僵持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他的一些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导南京策略的成功，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

    朱棣即位后，为清除建文余党采取了血腥的政策。他首先下令清宫三日，杀死了皇宫中大部分的宫人、女官和太监。接着，大肆虐杀不肯降服的建文帝旧臣。齐泰、黄子澄先后被他活活磔死（即分裂肢体）。兵部尚书铁铉被捕后押到京城，见了朱棣毅然背立，抗辩不屈。朱棣大怒，命人割下他的耳鼻，煮熟后塞入他口中，问他滋味如何？铁铉厉声说忠臣孝子的肉有什么不好吃。朱棣又命人当场将他一刀一刀地割死。文学博士方孝孺穿上一身孝服，哭入宫中，被朱棣命人投入大牢。几天后，朱棣命他为自己登极草拟诏书，方孝孺将笔扔在地上哭骂道：“要杀就杀，诏书我是绝不会写的。”朱棣说：“即使你不怕死，难道连你的九族也不顾了吗？”方孝孺大声说就是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完拾起笔写了几个大字，朱棣一看，竟是“燕贼篡位”，气得下令将方孝孺磔杀，同时又搜捕方孝孺的宗族亲友和门生共十族873人全部杀死。对于愿意降服的建文帝旧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朱棣却又能既往不咎，量才录用。

    朱棣虽然对建文帝的削藩决定不满，但他执政后也认为藩王势力太盛，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也决定削藩。朱棣凭持重兵在手，将众藩王或迁南方，或废为庶人，分别解除了各藩王的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朱棣又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乌弟河、库页岛等地。使上述地区归属于明中央政府。

    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明成祖朱棣首创了东厂等特务机构比西方的007机构还早了近五百年，但这也埋下了以后宦官专政的祸根。明成祖朱棣派谴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扫除了禁海闭关的痼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之一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扬大明国威于海外。

    同时朱棣开始营建北京城和建造紫禁城（今故宫），重修砖构万里长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禁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并重新修筑了砖构万里长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大都是明代长城。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满清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因为清朝“文字狱”很力害，有很多内容被删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如此一本经典之集可惜在清末毁于英法联军。

    明永乐十年以后，明成祖朱棣开始了御驾北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争的频率越来越快。永乐大帝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御驾北征，五次亲征漠北清除了蒙古势力的威胁。

    公元1424年，永乐大帝朱棣第五次北征，虽然他已65岁，且久病风痹，但仍坚持亲征于人烟稀少的荒漠中，不过此次并没有寻找到鞑靼军的踪影。只利返程。行至途中病情加重，7月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死前召见英国公张辅嘱咐后事，并命传位于皇太子朱高炽。

    帝故还京后，被谥为孝文皇帝，葬北京昌平长陵。谥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

    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公元1378－1425年），明成祖朱棣长子，成祖病逝后继位，在位一年，病崩，终年47岁。葬于献陵（今北京十三陵）。

    朱高炽，公元1395年被册封为燕王世子。他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朱元璋的喜爱。不过由于朱高炽喜静厌动，体态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明成祖朱棣来讲，他并不太喜欢这个儿子。

    明成祖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在此期间，建文帝遣书信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朱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成祖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

    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之役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于公元1404年立朱高炽为皇太子。

    次子朱高煦并没有就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番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召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大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65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反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年号为洪熙，是为大明仁宗皇帝，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朱高炽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其次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博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为了削减财政，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空前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仁宗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受；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死后自缢殉节，被谥为昭容恭禧顺妃。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满清。

    公元1425年（明洪熙元年）5月29日。朱高炽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死后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仅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作为一代仁君的称号当之无魂。

    体弱多病的大明洪熙皇帝，登极后从政仅八个月，就一病不起，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崩于钦安殿。卒谥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葬北京昌平献陵.

    明宣宗

    明宣宗朱瞻基（公元1398－1435年），仁宗朱高炽长子，仁宗病故后继位，在位十年，病崩，葬于景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明宣宗朱瞻基出生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皇孙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有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这件事对以后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也有很大的作用。

    朱瞻基于公元1411年被明成祖朱棣册封为皇太孙。并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朱瞻基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最终使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座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了。

    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当日他动身北归，曾听说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要在半途截杀他，然后自立为帝。左右都劝他整顿兵马以作防范。朱瞻基说：“君父在上，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依然轻身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年号为宣德，是为大明宣宗皇帝，自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朱瞻基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仁宗病逝，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宣宗皇帝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架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朱瞻基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作卫），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浦）、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安南问题也是宣德朝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永乐时期，由于安南国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国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成祖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到了朱瞻基即位，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毅然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占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从长远来看，此举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也利于安南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

    但宣宗朝的废后风波是他的一个错误，这将在英宗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总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朱瞻基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学家称之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他开创了明王朝的“永宣盛世”，这些称号对于宣宗皇帝来讲都并不夸张。

    公元1435年正月，朱瞻基染上不明之症，病危之时命左右起草遗诏，由皇太子继位，所有军国大事均须禀告皇太后方能决定。不久病故于乾德宫。一代明主就这样撒手人寰，享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慨叹。

    大明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病故于乾清宫，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北京昌平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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